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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１４４２ 年晚期，王冀
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
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１４４３ 至 １４４４ 年，
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１４４４ 年，朝廷威胁说，如果
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１４４５ 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
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
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 １４４８ 年至
１４４９ 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
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
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
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 １６
世纪。１４５４ 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
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
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１４７４ 年，掸族内部的部落
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 １６ 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
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
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
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
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
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
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
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
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
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
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
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
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
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
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 １６ 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
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
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
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
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
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
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
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
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 １４３４ 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
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
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
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
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１４４３ 和 １４４５
年，他攻打哈密，到 １４４８ 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
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
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
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
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
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
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
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
市：到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道主
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
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
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
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
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
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
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
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
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
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
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
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
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
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
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
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
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
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 １３８７ 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
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
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 １５ 世纪 ２０ 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
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
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
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
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
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
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１００
万斤（１５０ 万磅）茶将换得 １．４ 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
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
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１４４９ 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
在天顺年间（１４５７—１４６４ 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
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
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