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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的失败，是因为清廷能接济与增援赣州，而李成栋一过梅关往北出了广东
地界，永历朝廷就不能接济他。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
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 １６４９ 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从
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回到广东后，朝廷的头一件事是封官进爵。这事的主要困难，是在分配
官职和权力上要在两派人之间保持平衡，一派是在皇帝颠沛流离中的“扈驾
元勋”，一派是跟随李成栋从广州来的“反正功臣”。但是不久，旧臣与新
贵之间的矛盾就被更加典型的由同乡、师生和同寅关系形成的党派之间的矛
盾所代替。为了生存和取得支配地位，一个党派必须在内廷、外廷和地方政
府（这在永历时期就是各地将领控制下的机构）都有得力的成员。党派竞争
页。
的目标是获取官职，特别是内阁中的高级官职，从而影响甚至控制皇帝的行
动。
形成了两个大党。占优势的楚党的核心成员在都察院（外廷）。它在太
监和锦衣卫（内廷）中也有拥护者和同情者。此外，它还得到了地方的军事
领袖（主要是李成栋，他现在是整个东南的总督，和瞿式耜，他任兵部尚书，
负责保卫桂林）以及宰辅的支持。这一党的领袖，左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给
事中丁时魁，加上御史刘湘客、蒙正发和金堡，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跋扈，被
称为“五虎”。①
较弱的吴党从内廷获取支持：太监、外戚，特别是马吉翔，他作为锦衣
卫指挥使，成了皇帝身边有影响的随从和大臣。这一党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
者是庆国公陈邦傅，他不断地并经常非法地扩张他在广西的势力。外廷的拥
护者大多是各部的低级官员，在大学士中有两人被认为是吴党。
各党的名称，来自各党领袖的原籍，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为什么在一
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里，有那么多人得到了官职。他们远离沦陷的家乡，除去
俸禄、当官的特权和政府官职提供的贪污受贿的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这一点对爱国义士和投机者都一样。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
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
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
的官品。但楚党决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另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
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
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置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
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
（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
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
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
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
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
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
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
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
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
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
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
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
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
① 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 9 子和第 22 子。见理查德？C。鲁道夫：《明
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1970—1971 年），第 487—489 页；陈燕翼（1634 年进士）：
《思文大纪》＇60＇（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 年），2，第 2 — 3 叶。这与《诸王世表》
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无论如何，朱聿键作
为太祖的 9 世孙，被公认是太祖 10 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
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
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
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
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
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②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之极；它中止了对这
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
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
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
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①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
封号时，大为忿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交章参劾，过了
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
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
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
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
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
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
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
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
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
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
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
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
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
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于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
这当作问题。
１６５０ 年 ２ 月 ６ 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
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１６４９ 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在 １６４８
年 １０ 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
②但当他在 １６４９ 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
② 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到江西东北部的
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① 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② 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613＇，
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
湖广，去了广西。经过 １６４９ 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
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
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