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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帕科夫斯基马上请求考夫曼，欲出兵强占塔尔巴哈台，让荣全吃一点苦头。
但考夫曼却不准科尔帕科夫斯基出兵塔尔巴哈台。
考夫曼狡猾地说：“不能把大清国逼得太紧。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会停止海防的建设而把兵力用到新疆上来。新疆早晚是我们的，但决不能急。”
英国人居心叵测
阿古柏和俄国人在新疆大肆盘剥蚕食，使英国人眼红心跳。他们在暗中支持阿古柏傀儡政权的同时，又想从越南下手，试图探寻出一条进入云南的通道。威妥玛于是从总理衙门索取了几份游历护照，并派使馆二等翻译马嘉理赶往云南……
尽管考夫曼有明确的指令，但科尔帕科夫斯基并未停止对伊犁周边的残扰。
在库尔喀喇乌苏，俄军侵入土尔扈特郡王贝子两牧场，将蒙古族郡王贝子等劫走，畜产及财物均被抢掠一空，毡帕铁锅以及喇嘛佛像经卷等悉数被其损坏。抢掠过程中造成四人受枪伤，一人受刀伤，一小儿被马踏死。
俄国对伊犁实行的统治更是残暴之极，俄国生生把伊犁变成了人间地狱！
俄国为防范伊犁百姓反抗，先在伊犁周围建起军事台站，间隔之近密如蛛网，后又大兴土木赶造碉堡营垒。
俄国管辖下的伊犁城，处处是关卡，村村设哨所。伊犁城被俄国打造成了一支生铁桶。
在实行军事殖民征服的同时，沙俄侵略者加紧进行政治上的殖民奴役。
他们完全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设施，撤换和驱逐清朝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直接统治，由科尔帕科夫斯基出任伊犁驻军司令部司令。在驻军司令部之下，又特设专门处理伊犁事务的特别办公室，管理伊犁的行政事务。
清政府原在伊犁地区实行多年的伯克制度被取消了，按照考夫曼制定的土耳其斯坦地区管理草案，改成了沙俄直接指派的布鲁斯行政管理制度。
起初，沙俄在伊犁地区共设布鲁斯十四个，其中县级布鲁斯（相当于清廷原设的阿奇木伯克）四个，即固尔扎绥定博罗布尔噶苏和海努克。布鲁斯之下，设置哈只（相当于乡村政权）等，布鲁斯和哈只两级机构的官员，就分别称作布鲁斯和哈只。这些官员或由沙俄侵略者的官员兼任，或利用收买当地的头面人物或贵族顶名。
后来，为加强殖民统治，沙俄把侵占的地区划分为两个区，以伊犁河为界，伊犁河以北为北区，伊犁河以南为南区，由科尔帕科夫斯基直接任命行政长官，并仿照阿古柏的增丁方法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力度。
伊犁各族百姓在沙俄侵略者血腥残酷的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百姓对沙俄制定的种种法令稍有不从，或流放西伯利亚，或就地被进行枪杀，极其凶残。
沙俄在伊犁地区榨取的各项赋丁，每年不下近百万两白银。百万两白银对伊犁十几万百姓来说，的确是个惊人的数字。
赋丁之外，还有徭役及其他闻所未闻的各种名目的勒索。
荣全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及时地报给景廉和朝廷。
大清国此时正在专注海防一项，对新疆一地暂时尚无法顾及。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二月一日晨，一份由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签名的抗议书递进总理衙门。
抗议书抵达总理衙门的当日，李鸿章与德国军火商人费德兰正巧在天津达成了一项订造大型铁甲战船的意向性协议。称意向性协议是因为不是正式的协议，该协议的正式文本须送在京的各王大臣议定之后呈给慈禧太后，由慈禧太后点头后才能签署。
但李鸿章与费德兰将近四十几天的磋商总算有了些许眉目。
李鸿章很高兴，费德兰也兴高采烈。
当晚，李鸿章特意在西菜馆宴请德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兰德（，）及费德兰等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鸿章端起杯正要以主人的身份第四次敬酒，一名戈什哈忽然急匆匆闯进来道：“中堂大人，有旨递到，着您老即刻接旨！”
李鸿章一愣，但马上挥手让戈什哈退出，这才微笑着说道：“实在抱歉得很，老夫有点公事要办。各位先生权且慢用，老夫暂时告假离席片刻。”
巴兰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李中堂，您是国家的栋梁，您请自便，我们等着您办完公事再尽兴。”
李鸿章一边着人更衣，一边抱歉地说：“老夫一定回来，老夫一定回来！”
李鸿章匆匆走出去回北洋通商大臣署所接听圣旨。
旨曰：“本日据恭亲王宝洌蚬鸱颐孀啵⒐砑卫肀汇抟话福猛醮蟪加胗⑹雇茁瓯缏郏檬菇璐艘皇拢喾揭蟆Ｆ溆猩锌赏ㄈ谡撸稻昧吭首迹挥邪炎夹姓撸本党狻８檬刮此焖螅嵊谧蛉粘鼍┑扔铩４税妇芾硌妹磐醮蟪加胪茁攴锤幢缏郏Τ执筇澹窀檬瑰嵝谐鼍允且獯嬉Ｈ绺檬剐械痔旖颍詈枵乱榧按耸拢枚郊纯上嗷迹徒贪臁Ｈ绺檬沟浇蚝螅队闲校枚揭嘈胗胫钌蹋娇稍缌舜税福恢燎ㄑ印Ｇ沾恕！�
第五章 阿古柏为所欲为（三）
圣旨的后面附有威妥玛与恭王原议八条。
李鸿章接旨在手，不由仰天感叹一句：“事情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马嘉理被戕一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应追溯到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
道光五年三月，英国经过两次侵缅战争，已占据了下缅甸，然后便一面扩张势力，一面开始寻找侵入中国的道路，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但一直没有得逞。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参加过侵缅战争的退役军官斯普莱（，）曾提出，从仰光起往东北沿萨尔温江经上缅甸可达中国的云南。斯普莱建议，可以沿这条路线修一条铁路。英国当局经过论证，否定了斯普莱的建议。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可以从缅甸的八莫也能通达云南的建议。英国人当时渴望能进入云南，于是英国当局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派人对这条路线进行了实地探测；英国探路队一度到达了云南的腾越并肯定了这条路线。
英国的行为激起了法国人的兴趣。
法国在占领了越南的南部之后，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利用云南当局急欲镇压回民起义的时机，派冒险家堵布益（，），借口代为采买军火，获得查勘红河的便利，亲身证实该河实为从云南经越南而出海的可航水道。
随后，堵布益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组织武力横行红河之上，想一手包揽运货通商的利益，遭越南当局的拒绝。法国侵略北越以及经北越窥伺云南的阴谋暂时遭受挫折；但法国探测湄公河的行动引起了英国的极度不安。
云南的回民起义失败后，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当局立即倡议组织新的探路队，再一次从曼德勒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他们还要求英国驻华公使馆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前来缅甸陪伴探路队入云南。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索取三或四名英国官员欲从缅甸进入云南游历的护照；总理衙门明知英国在派员探测经缅甸进入云南之路径，遂以边境地方不靖外人恐有不测等理由相拒绝。
但威妥玛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总理衙门发放护照。
由于当时日本侵台问题正紧张交涉，恭王不敢得罪英国，所以就答应了威妥玛的请求并发放了护照。
威妥玛拿到护照后，马上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去迎接英国的探路队。
马嘉理从上海动身，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一月十五日到缅甸八莫，与两天前经曼德勒来到八莫的柏朗等探路队会齐。
马嘉理时年五十岁，在华多年，会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他深知道中国当时的国情：大清国的官员都怕外国人。
所以，探路队一进入云南地界，他不仅不去照会地方衙门，还向询问的百姓口出狂言，声称他所带领的军队就要攻占腾越城并将全城百姓斩尽杀绝。
这支队伍招招摇摇地来到蛮允，马上便被当地百姓上千人围住。
混战中酿成血案，马嘉理被乱棒打死，柏朗带着队伍仓皇后撤。
柏郎眼见马嘉理一命归天，当下也顾不得许多，率大队人马快速地便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