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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上前去的。
一月三十日，陈西滢经与周作人、张凤举等人查证，证实自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之后，将所有来往信件在《晨报副刊》上全部刊出。计有：
（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
（二）岂明致西滢
（三）岂明致西滢
（四）西滢致凤举
（五）凤举致西滢
（六）西滢致岂明
（七）凤举致西滢
（八）西滢致凤举
（九）西滢致志摩
附录：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半农致西滢、西滢致半农
以上总共是十二封来往书信，总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徐志摩在前面加了按语，题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这一期的《晨报副刊》，时人称作“攻周专号”。
所谓的“攻周”，不独是周作人，连周树人即鲁迅也包括进来了。
周家兄弟一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谁都知道的。一场大战马上就要开始。
周作人果然很快做出反应。
一月三十日，见到这期《晨报副刊》的当天，周作人立即致信徐志摩，仍巧言狡辩，没有一点悔过的意思。信中说：他在《语丝》六十四期发表陈西滢先生的来信，声明那两个说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人里没有陈在内。但是陈先生不相信，说他捏造事实，为说真话起见，也愿意遵教订正如下：
一，那两个人并不“扬言于众”，也未必说“都”，大约只是对了他们朋友说女学生可以叫局，随后就传了出来，虽然照字义说来他对了三个朋友说那也就可以说“众”。
二，A先生说这话是在一九二三年，与女师大风潮无关，他所指的或者是山东某地的情形，听说当时京报上还曾有记述。
三，X君是谁，这问题，我仍旧还是信用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说忘记了，但不是陈源先生。我还想追加一句，替别的朋友表明：这也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的各位。
至于陈先生说我传布这个流言，侮辱中国女性，大有非谢罪不可之势，我觉得别无回答之必要，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力。杨荫榆章士钊那样乱说的时候，陈先生在哪里？
此信在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上刊出，名为《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徐志摩把它放在最后一页一个偏僻的角落。毕竟这是徐志摩办的报刊，他有权做这样的处置。
凌叔华暗中求情（2）
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又一连致徐志摩两信，继续实施他的色厉内荏的反击计划。周作人可以暗中向张凤举承认错误，绝不会公开向陈西滢之流承认一点错误。这是他的尊严，也是他的底线。他也不愁没有他的理由。一个老留日学生，怎能败于一个新来的英国留学生的手下？这是上午的事。
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像，一直在陈西滢身边，与徐志摩来往也很频繁的凌叔华，一定在关注着事件的发展。这些信息，随时可以知道。
她不会不知道周作人的这股子气，是冲着谁来的。
她未必不想插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这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分外让人爱怜。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下午凌叔华的信到了。《周作人日记》载：“下午品青、小峰来，五时玄同来，十一时去。得凌女士函。”
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周作人不反击了。当即给徐志摩去了本日的第三封信。想来这些信，都是派仆人送过去的。不然不会一日之间三发其信。徐志摩在回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243页）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此《订正》二月三日刊出），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徐志摩是绝不会清楚的，只有周作人和凌叔华两人知晓。
周作人回了凌叔华的信没有？
回了。《周作人日记》：“二月一日，上午寄凌女士函。”
信上怎样说的？
直到晚年（一九六三年），才在《几封信的回忆》一文中说了信的内容：
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饭后随笔》下册第254—255页）
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周作人毕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事实上，他也知道他发的是无名之火，火气一出，也就没事了。几乎可以说，凌叔华的信一到周作人的手里，这场由闲话引起的纠纷中，关于“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一部分，就消弭于无形，不再对陈西滢的人格造成什么伤害，反而变成了周作人是不是真的无耻的讨论了。这样周作人只有辩白之力，而无反驳之功了。
周作人可以没事，鲁迅是不会没事的。
这也是因为，陈西滢虽然与周作人起了这么大的争论，但他总觉得，周作人还是个可以相处的人，只是误信谗言才发了这么大的火。于是在《西滢致志摩》一信中，说了几句可以原谅之类的话，就轻轻地把周作人放过，而将批评的利刃向鲁迅甩了过去。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枉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不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陈西滢竟敢说这样的话，怎能叫鲁迅袖手不语？
闲话事件后来的发展，几乎是鲁迅独自一人在不依不饶地抗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关于“剽窃”的辩驳（1）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是陈西滢所举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剽窃”的辩驳，成为闲话事件中继“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之后的一场格局不大的论战。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这句话是另有所指的，并非是对紧接在后面的例子的概括。既然是“常常”，那就不止一次了。
这话说来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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