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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拿危沧慵淦绞蹦谛牡目裉Ｊ导噬希亲邮钦娴恼庋牍Ｋ罄椿匾湫凑馐资谋尘笆彼担骸罢馐焙颍导噬匣乖对诘滤湛揭郧埃液芟胱约喝ツ箍埔淮危宗怂勾罅衷В救绮焕弥啵缫怀隹耷赝ド瓴竹隳亍！保�7＇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三月二十一日夜听罗迈部长报告时事问题有作，君即渝沪时代之李维汉也》）；“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赠邓子平》）；“自笑狂奴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却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
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8＇其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9＇可见，借助蒋介石之手，清除军阀势力，是其时中共中央的一种决策。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袖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10＇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种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
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的吧。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隔绝。1937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11＇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11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所以毛泽东不惜以“人中麟凤”来赞美他。不过，毕竟已过11年，柳亚子还像当初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当弄明白了柳亚子狂态依旧、反蒋依旧、亲苏亲共依旧时，毛泽东当然就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作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亲苏亲共又狂傲不羁的人，毫无疑问是大有用的。
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12＇这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