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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调研结果不错时，大脑里就开始产生这些想法：如果调研反映不错，我就需要去找合作伙伴，我从来没找人谈判合作过，如果我表现不好，被对方取笑怎么办？即使合作伙伴谈成了，如果我课程内容没研发好，被客户取笑怎么办？被合作者取笑怎么办？如果因为我没做好，合作者跟着我受损失怎么办？这些想法从我大脑里跳出来，阻止我继续调研下去。
（2）这种行为也表现在追女朋友上，每次当双方发展得顺风顺水，快到进行质的变化时，就会不自觉地给自己找理由减少和对方的联系，比如“今天很忙，明天再联系她”之类，一拖就拖一两个月，然后对自己说：“都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没有可能了，算了！”或者，快到质变时，自己的自信就开始动摇，原先那种果断、自信、幽默、主导一切的气势就会消失，开始变得缩手缩脚、瞻前顾后，让对方原先跟自己在一起的那种安全感消失……
我们一眼就可以判断，同时存在两个因素：一是他之所以对“成功”这样恐惧，是因为根本无法确定“成功”会给他带来什么。他抗拒成功，其实就是要保有他在内心里根本不想改变的“现在”。比之“成功”后自己不知会变成什么样，“现在”在心理上是最安全的；二是他实际上对“成功”并没有真正的自信，对事情万一搞砸没有一个心理准备。
另外，不排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并没有真正想清楚，他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尚存犹豫，在他快要做成时，内心的声音就会阻止他，使他恐惧于“成功”的到来，从而找各种理由放弃。
无论我们得到还是失去什么东西，一堆钱、一个工作机会，都是“现在”的产物。于是，因为利益和现实的社会结构是同构的，我们的心理结构就会和现实的社会结构同构，“现在”就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而是变成了我们心理的一部分，它的秩序构成了我们的心理秩序。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自我”已经无法挽救，从而要埋葬这个“自我”，他就会砸烂“现在”；如果他无限眷恋他的这个“自我”，砸烂了“现在”，他的心理结构就会崩盘。
年轻人为何乐于“反叛”，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并没有和“现在”完全同构，没有完全捆绑在一起。相反，他们一直感觉到“现在”的压迫和束缚，所以不仅砸烂它毫不痛惜，而且会感觉到“自我”的力量；而中老年人的心理结构（及利益结构）已经与“现在”嵌在一起，砸烂“现在”，无异于砸烂他们在心理上拥有的一切。
一个人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和意识形态的暴徒，秘密并不在于他所信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鼓吹暴力，而在于他在寻求信仰的庇护时，彻底埋葬了那个破败不堪的“自我”。做一个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温和者，他就总会和“过去”有所联系，从而总会认出过去那个必须遗忘的自己。这一灾难性的联系使他很难在心理上确信自己已经重生。
而且，对于他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从来不构成一个问题。宗教和意识形态教义早已为他描画好了犹如天堂般的图景，他需要的只是聆听上帝和真理的声音，并完全投身进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类人在心理上强大无比，他在那一刻“灵魂附体”，不会出现对“未来”的任何担忧和焦虑。
没有谁比这类人更生活在“未来”。由于要断绝“自我”与“现在”的任何联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反而比“现在”更为真实。
与之相比，一个金钱和“成功”的信徒，哪怕对未来也怀着无限的热望，但却总是难免受到不确定性的袭击。金钱和“成功”的教义只会引诱和许诺，却无法言之凿凿地以真理的名义给他提供一个确定的未来。他无论想获得金钱，还是权力、地位上的“成功”，都只是在进一步包装自己，并没有在心理上和“现在”断绝关系。
一个虽然贫穷但已经认命的人，不会对未来产生任何希望，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和既定的社会现状牢牢地嵌在一起，对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让他在心理上风雨飘摇。同样，从社会中谋取了巨大利益的富人也害怕任何改变，因为他的利益和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他的“自我”恰恰又是他的地位、身份等东西打造的，触动现状等于要了他的命。
有很多人生活在“过去”，那是因为对于他来说，“现在”是一个不堪忍受的心灵地狱，而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像是在前进之路上埋下了无数的陷阱。和它们相比，过去已经得到了确定，而且，时间的距离给它披上了一层美和温情的面纱，生活在“过去”，他在心理上就没有任何威胁。生活在“过去”的本质，就是在心理上把“过去”置换为“现在”。
大多数人永远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时间的连续性中摇摆。一个无法彻底砸烂和抛弃“现在”的人，在心理上随时都向“未来”打开，从而，随时都把自己置于不确定性的威胁之下。
一个人越是不敢面对自己，他就越会去“关心”别人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威胁在生活中有诸多表现，比如，做事犹豫不决、焦虑、患得患失、软弱无力、恐惧、茫然无措、空虚无聊、懦弱、随波逐流，感觉在社会大潮的裹挟中，身不由己地跟着走，这些都是心理弱小的表现。
它们表明，在“自我—对象”这一精神结构中，我们的“自我”或者无法确定一个对象，或者在这个对象面前非常无力。
不过，在讲如何对付不确定性的威胁之前，我们要先深层次地剖析人类的一个悲哀现象：为什么小人总是能成功地对君子下手？为什么一个好人总是很受伤？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为什么有德的人未必幸福，而享福者实多恶徒？假如我们不想在人性和道德的层面杀死自己，那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又如何保护自己？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一句好像很绕口令的话：“社会的疯狂竟然如此不可避免，以致一个不疯的人不得不以疯狂的形式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发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就是：虽然从逻辑上讲，几亿人在精神上有病，也不因为人多，就可以把这种有病说成是正常。但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还真是有理就在人多，有理就在声高。大多数人如果有病的话，他们一定会认为恰恰是少数头脑正常的人不正常。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一个人就只有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好，有病你们说是正常，正常你们说是有病，那我就干脆装疯，和你们看起来一样！
这听起来像是文人似的赌气。所以弗洛姆赶紧接着说，精神病人其实恰恰是最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并没出卖自我，只不过要抵抗的现实太强大，他们在捍卫自我的斗争中失败了，后果就是精神病。而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恰恰是病得最严重的人，他们的“正常”，也不过是能够按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剧本演出罢了，但假如能够有一个X光透视他们内心的话，他们一定是个食人部落的野蛮人。
不错，有很多人身体活在“文明”的现代社会，但在心灵上，他们仍然没有进化。不要以为很多人能够用“文明”的那些礼仪包装自己，他就真成文明人了。在德国人那儿，“文明”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泛指那些虚伪、矫饰的装点、玩法。中国人曾经对一样东西很熟悉：“文明棍”（手杖，旧时西方的绅士平时喜欢拿一根精致的手杖以示风度和身份，与他们笔挺的身姿和礼服相应，成为西方绅士的招牌形象——编者注）。
要把这一点挑明了，临床上的神经症患者，其实大多数是些内心对别人没有攻击性的人，比如，像有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人，就干不出有事没事都伤害别人的行为。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这人就没有攻击性。
而比之神经症患者，很多所谓的“正常”人，内心就很阴暗，或多或少对别人都有攻击性，一些人甚至是彻头彻尾的人渣。长舌妇们为什么喜欢嚼舌头？就是她们感知到自我无足轻重，只有通过说别人才能逃避那个无价值的自我。一个人越是不敢面对自己，他就越会去“关心”别人。他被自己或他人败坏得越严重，对外就越具有攻击性。
和对外是否具有攻击性对应，一个不肯出卖自我的人，在外界的压力下容易得临床上的神经症，甚至精神病，而一个喜欢出卖自我的人却更多地只是心理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