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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击倒，迅即向前殿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并押送到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悚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终于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由于案子牵扯到了郑贵妃的两个内侍庞保、刘成，所以举朝上下，议论汹汹，都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这意外的结果，又令常洛大吃一惊。他知道郑贵妃为“立储”的事对他十分忌恨，却没料到这忌恨竟到了要致他于死地的程度。他感到忿然。不过他清楚，自己也仅能止于忿然而已，郑贵妃朋党成群，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
常洛对在以自己为漩涡中心的这桩案子里所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想了很多，却惟独没有想到郑贵妃会来求他。那时情势的发展，对郑贵妃十分不利，不仅群臣们纷纷弹劾；而且庞保、刘成也都随时可能彻底地出卖她。她接二连三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对她说：“到了这个地步，朕也不便硬保你，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郑贵妃无奈，只好来到慈庆宫。一见常洛，跪倒便拜，慌得常洛手足无措，自己也忙跪了下来。贵妃拜罢，便哭诉冤枉，求太子救她。常洛生性怯弱，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郑贵妃这副样子，十分惊恐。他极想此案能早点有个了结，于是，便命伴其读书的内侍王安代他起草令旨，要诸臣别再纠缠不休；同时启奏父皇，请令法司尽速结案，不要再株连。
他的这种做法，令神宗顾虑全消，于是在辍朝25年之后亲自出面了断此案。五月二十九日神宗下令，凶手处死；10多天后，庞保、刘成也被秘密杖死；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神宗和郑贵妃了却了一桩心事，常洛也松了一口气。
梃击案后，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由于他关键时候帮了大忙，神宗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一应生活用度也着令大为增加。而郑贵妃，眼看废立不成，常洛继承帝位大局已定，心中十分恐惧。她深知自己对常洛多有得罪，为了将来不遭报复，便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她借口感激常洛的解救，不仅好话说尽，而且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8名最美的送给常洛。这时的常洛，境况已大为改观，再也不受压抑、冷遇，所到之处，满目喜风，不觉踌躇满志起来。他将一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那境况如饥似渴，真有久旱甘霖、一下子要补足30多年亏空之势。
二、登极治国红丸丧命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情加重，半个月几乎饮食不进。熬到二十一日，终于一命归西。
泰昌（朱常洛的年号）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当上了大明皇帝，是为光宗。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有时一夜竟临幸几个女子，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就早已空虚不堪，所以在登基大典上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只能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光宗在当太子期间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还是清楚的，因此上台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是办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三宫’无钱修建，才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这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书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5000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之，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朱国祚等四个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根据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奏疏，同意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完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升为太仆寺少卿，那时每个寺里大的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光宗矫枉过正，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八月初十，朱光宗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一下病倒。第二天，是光宗39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到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光宗便觉不适，一昼夜支离床第，竟腹泻了三四十次，顿时觉得委瘁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急召内阁首辅方从哲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光宗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光宗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中使宣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光宗服了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服药之初，光宗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夸李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光宗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这次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入见最后一面。九月初一，东方泛白的时候，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30天的皇帝，就带着一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光宗是服用“红丸”后，才病情急剧恶化故去的，所以廷臣们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演绎起来。人们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个什么药呢？有说是春药的，有说是金丹药的，也有说是补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药性大燥，对于虚衰日久的光宗，是断不该用的。光宗先是有崔文升下泄药一损在前，这“红丸”又燥益在后，一损一益，都是追魂断命的劫剂。所以，就有人说崔、李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查明谁是幕后人。由此引起已有衰歇之象的党争又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明末“三案”中最后一案“移宫案”已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红丸案”才不了了之。
第三百五十一章 熹宗朱由校
一、闯宫立帝东林治政
明天启七年，一生喜好玩乐，将明王朝元气耗尽的熹宗朱由校死去，死后被谥为悊皇帝，庙号“熹宗”，葬于德陵。
朱由校的父亲光宗朱常洛不为其父神宗所喜。虽为皇长子，但长期遭受歧视，直到20岁才勉勉强强被立为东宫太子。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深夜，选侍王氏生下常洛的第一个儿子由校。常洛在困境中得子，心中非常高兴，可是一想到父皇又有些心寒，不知他高兴不高兴？常洛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他令人分头将喜讯报知奶奶慈圣老太后和父皇。只要奶奶高兴，父皇大概不会怎么样。报喜的太监走后，朱常洛长久地徘徊在院子里，等待着父亲那边的讯息。老太后听到第一个曾孙子出生，又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继承人，觉得是天大的喜事。老太后一高兴就往儿子那里跑，待她到了乾清官，神宗已得了消息。看到母亲喜得合不拢嘴，神宗也笑了，传令封王氏为才人，常洛才放下心来。
常洛由于长时期受压抑，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发火，一发火就打骂太监宫女以及选侍。选侍当中只有李氏比较能得到常洛的欢心，因此，她在东宫比其他人地位高、受宠，平时也就霸道，其他选侍难免与她发生些争执。王氏因生了朱由校，在选侍中名分最高，看不惯李选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