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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神宗到了20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明神宗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的队伍。队伍簇拥着一顶八人抬黄盖大轿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神宗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然后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后来称之为“定陵”的基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定陵竣工，神宗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建筑上心满意足。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的花费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自那以后神宗将注意力移向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切均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嫁妆费。万历中期，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神宗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渐渐地，国库让神宗给掏空了。这时神宗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神宗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当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官员们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像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神宗以后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也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缮，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神宗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神宗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神宗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或干脆折磨处死。当时，各地都慑于矿监税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将“神”送走。谁知神宗却突然下令，在各地为他们设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中使衙门”，让他们长住下去。这类衙门全国共有20处，专门奉行神宗的旨意，为他敛财。无怪有人惊叹，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
那时候，税使到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