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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夜里，高煦将私造的兵器及秘议反叛的文书等尽数销毁。天亮后，高煦准备出城投降，他的属下王斌等竭力阻止，表示要决一死战，宁肯战死，也决不投降受辱。高煦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城太小了，城太小了。”王斌等一离开，他便悄悄换了装束潜出乐安城来见宣宗。宣宗没有答应群臣要求处死高煦的主张，只是把大臣们的这些劾章让高煦看了看，便让他召了几个儿子一道回北京。
宣宗不战而胜。他惩办了积极跟随高煦反叛的主要谋士和将领，而宽赦了大多数的协从者，改乐安州为武定州，留下薛禄和尚书张本镇抚，自己便带大军班师凯旋。
高煦被押解到北京后，即被废为庶人，生活予以优待，囚禁于西内，名曰逍遥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宣宗好意前去看望高煦，高煦却出其不意，用脚将宣宗勾倒在地。这一来宣宗恼羞成怒，当即命大力士找来一个300多斤重的大铜缸，将高煦扣入缸中。高煦自恃勇力，将缸顶起。宣宗又命人用木炭将铜缸埋起来，然后用火将高煦活活烧死了。
封为赵王的高燧在汉王高煦被平定后主动交出护卫兵力，更加小心。至此，宣宗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了。
二、整顿吏治体恤民生
朱元璋时吏治十分严明。到永乐末年，官场贪浊之风渐起，到仁宗洪熙年间，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承平日久，官吏贪风日盛。宣宗深知吏治是否清明，事关朝廷兴衰。因此，他十分注意提拔任用正直而又有才干的新人，罢黜无所作为的庸吏，惩治贪官污吏。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宣宗登上皇城远望，忽然发现远远的有一个地方正在大兴土木，规模十分宏壮，便询问这是什么人在搞什么建筑，然而左右官员均吱吱唔唔不肯回答，再三追问，才知道是工部尚书吴中私自动用官厂的木料、石头，让人为他盖私宅。宣宗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将吴中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再次使得宣宗感到必须加强督察力量。杨士奇、杨荣向他推荐了通政史顾佐。顾佐曾任应天尹，为人刚正不阿，公廉有威，时人比作包公。宣宗听了二杨的介绍，当即拍板，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
顾佐受命之后，果然不负宣宗重托。他一到都察院，首先对院内所有御史进行考察，将20位不称职的贬谪到辽东为官，另有8个被降了职，3人被罢了官。同时举荐了40多位清正有为的人担任御史。朝纲为之一振，宣宗对顾佐大刀阔斧的行动也极为赞赏。
任用了顾佐之后，宣宗又擢任福建按察史邵玘为南京都御史。邵玘一丝不苟，奏请宣宗罢免了20多名不称职的御史。至此，北有顾佐，南有邵玘，南北呼应，贪吏佥息，纪纲肃然。
对贪官污吏，宣宗严厉惩罚，对碌碌无为、无才无识的庸官，他也毫不留情。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原是宣宗做太子时的东宫旧臣，情谊颇深，然而宣宗执政后渐渐发现他们二人才疏学浅，在职位上无所创建，待他的这一看法从杨士奇等人那里也得到了验证之后，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曾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偏袒，而是将他们调离内阁。陈山被派去教授小太监，张瑛则贬到南京做礼部尚书。
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蹇义、夏原吉及“三杨”等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像后世传名的况钟就是宣德五年由蹇义等人推荐任苏州知府的。当时，苏州的赋役负担在全国是最重的。贪官污吏便趁此机会营私舞弊。况钟到任后，第一次升堂办公，面对群吏拿来的一大堆公文，假装什么也不懂，左右请教，全部按照他们说的处理。群吏大喜过望，以为又碰上了一个糊涂知府。3天之后，况钟召来群吏，把3天前办的事重新搬了出来，告诉群吏哪件事应该办而他们却阻止，哪件事本不该办而他们却硬逼着他办，并历数他们的种种舞弊勾当，当场捶杀了几个为首的奸吏。同时，把那些贪虐庸懦之辈全部斥退。这件事不仅震动了苏州府，也传到了朝中。况钟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苏州百姓的拥戴。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3年，然而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让他戴孝留任。后来他任满迁任，又有两万多百姓请求巡按御史让他再任。宣宗再次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用了一些像况钟这样的官员，使得宣德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
宣宗经常向朝臣们讲述历史上那些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迹。如西汉的文帝、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还特别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终臻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他曾把汉武帝和唐玄宗做了比较，认为，汉武帝虽然好大喜功，海内虚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惩治前过。而唐玄宗初政之时有贞观之风，后来却贪名纵欲，终于酿成祸乱。这就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为了避免由盛而衰，由治而乱，他经常把隋炀帝、唐玄宗作为自己的鉴戒。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生息；国家衰弱，必由土木兵戈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宣宗十分注意了解和关心民间的疾苦。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三月，宣宗在拜谒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行至昌平东郊，见路旁地里有几个农民在耕地，便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地里，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生活，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推了3下说：“朕只推3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月这样劳作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给农民每人赏钞60锭。之后凡路过的农家，皆如数赐钞。回到北京后，宣宗亲作一篇《耕夫记》，激勉自己与大臣。宣德七年，宣宗又作《织妇词》一篇，并叫人画成图挂于宫中。为此，他对朝臣们说，并不是因为他好为词章，借以炫耀，而是因为农桑实是衣食之本。所以才作成诗歌，经常使人传诵，不致忘记，而作画张挂，也是为了让众妃嫔知道百姓的艰辛。
宣宗要求朝中带头节俭，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乐和充实国库的做法。他认为，君王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在他刚刚即位时，有一个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道：“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纹彩被传为美谈，均称其恭俭爱民。朕也要以俭约为臣下做出表率。”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被他训斥了一顿。他说：“人都想多活几年。古时候的君王像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治国的时最久，但那时有什么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又有什么效验？世人不悟，实在可叹。”宣宗不仅自己比较俭约，而且对朝廷的费用和工程建设等，也极力反对奢侈之风。在为他的父亲仁宗皇帝修建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亲自规划，厉行节约，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陵墓。献陵在规模和耗资方面都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皇帝陵墓做了个好的样子。只是到了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又开始奢侈、华丽起来。
宣德三年，吏部尚书蹇义向宣宗建议裁撤内外冗官以实行节俭之策，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并责成蹇义具体负责这件事。宣示还严禁官员扰害百姓。每逢出发，他都反复告诫将士：“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钟法保建议到东莞采珠，宣宗认定他是“扰民以求利”，将他罢官下狱。工部尚书吴中认为山西果圆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要征调力役修复旧塔，宣宗说：“你想修塔求福，我却以安民为福。”驳回了他的请求。
蠲免田赋，开仓赈灾，是宣宗经常对受灾地区人民采取的救助办法。河南的一个知县没有经过请示，就发放了1000余石驿粮给灾民。私自动用皇粮是要犯大罪的，然而宣宗知道后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赞扬这个知县机敏，是个能够胜任的县官。那时经常发生天灾，百姓为了逃避灾荒，四处流移。许多地方官府害怕流民变乱，经常派兵拘捕。宣宗多次下令制止这样做。他一再强调，饥民流亡是迫于无奈，如果再到处驱赶，使之流离失所，则是“不仁之极”。有时，一些流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并逐步有了家业，而这些地方的官府却常常驱逐他们返回原籍。对此，宣宗进行申戒。他认为，不管何处的土地都是国土，只要百姓能得以安生就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