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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终于认清了高煦，在训斥了高煦一顿后，将其囚禁于西华门内，打算废为庶人。事情发生后，没有一个大臣为高煦说情。面对这种情势，受尽了高煦陷害的高炽不是落井下石，而是找到父亲陈情谏劝，涕泣力救，终于说服了朱棣，为胞弟保住了王位。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三月，朱棣徙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县），并限令即日成行。
高煦已没有能量与高炽相争，但高炽的另一个弟弟高燧仍在威胁着他。永乐十六年，朱棣有病长期住在北京。追随赵王高燧的宦官大臣造谣谗构太子，一时谣言纷起。有了前两次教训，跟随太子监国的大臣惴惴不安，深怕朱棣不问情由怪罪下来弄得身败名裂。恰巧有一位陈千户霸取民财，高炽先是令其远戍交阯立功，后又考虑到他曾立过军功，便宽恕了他。这件事被党附高燧的宦官黄俨知道后，即秘密报告朱棣，说太子私自宽恕了皇上贬谪的罪人。朱棣闻报便下令将陈千户处以死刑，并将辅助太子监国与太子关系非常密切的侍读梁潜、司谏周冕，以不劝谏阻止太子的行为为罪名逮入狱中处死了。
为了彻底查明情况，朱棣命令礼部尚书胡氵荧以出巡江浙诸郡为名前往南京调查，要他多留些日子，仔细观察了解太子是否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很多过失，将情况如实秘密奏报，还特别交代奏书的字要大，如果晚上接到奏书就晚上看。胡氵荧到南京后用心访察，不久即为太子行政处事的仁明所折服，又观察了一段时间，便以自己所见所闻的“诚敬孝谨”的7件事密奏朱棣，朱棣阅后大悦，从此不再怀疑太子朱高炽。
高炽的地位虽然在朱棣心里巩固了，但高燧及其追随者仍不甘心。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五月，朱棣因经常有病不能临朝，内外事务均交太子处理。太子几次裁抑宦侍，使得黄俨心怀不满，到处造谣说皇上现在钟爱的是高燧。与此同时，他秘密勾结一批官员及军官伪造遗诏，图谋用毒药毒死朱棣，用伪诏书诏示天下，立高燧为帝。一切布置停当后，黄俨将秘密告诉了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王瑜听后大吃一惊，力劝舅父不要参与这诛灭九族的勾当，黄俨不听劝阻，王瑜急速报知朱棣，朱棣下令逮捕了这些人，搜得了伪造的诏书。朱棣拿着假诏书，怒气冲冲地问高燧：“这是你干的吗？”高燧吓得浑身颤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高炽再次为高燧解脱，说这都是下人们干的，高燧不会参与这个阴谋。从而保住了高燧。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北征还京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风风雨雨20年，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是为明仁宗。
二、仁政治国善于纳谏
仁宗能得到众多大臣竭力拥戴，在两个兄弟咄咄逼人的攻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靠的不仅是政治手腕，而更重要的是靠爱护臣下，关心百姓疾若，为人仁厚，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巩固了地位。
洪武末年，当时仁宗朱高炽还是燕王世子。有一次朱元璋让诸王世子分别检阅皇城卫卒。因为早晨天气太冷，朱高炽特意等卫卒们吃完了饭才检阅，所以，等他检阅完毕时，其他世子早已检阅完很久了。一些人以为他肯定会受到训斥。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高兴地夸赞他懂得体恤部下。
体察人民的疾苦，行恤民之政，这是朱高炽从做太子监国到即皇帝位，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做太子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奏免灾区的税粮。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奉命巡视两淮，发现颍川军民缺食少粮，便按常规奏请发放赈粮，高炽接报后，一面埋怨他们“军民用乏，待哺嗷嗷”，却慢慢腾腾，按部就班地从容启请上报，一面派人火速下令“即发廪赈，不得迟延。”永乐十八年，北京的宫殿建设很快就要完工，第二年将迁都北京。高炽应朱棣之召前往北京。多少年来，他很少有机会离开南京。这一次，他趁机询访沿途军民，查看百姓生活，寻访政事的得失。
一天，来到山东邹县境内，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手持篮筐在路旁采挖野菜、野草，高炽便停马问百姓挖做何用。百姓告诉他因遇荒年要以此为食，朱高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马来到农民屋里，只见百姓个个衣衫褴褛，面黄饥瘦，家家锅底朝天，不禁感慨万千。当即命令太监分赐宝钞，并亲自召集乡里老人询问疾苦。这时，山东布政使前来迎接。一见面，高炽便责怪他身为民牧，人民贫穷到如此地步，竟无动于衷。布政使辩解说凡是受灾的地方，都已经奏请减免今年秋税。高炽愤愤地说：“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征什么税！赶快发放官粟赈济，一刻也不准延误。”布政使准备每人发给3斗，高炽嫌太少，命令每人发给6斗。并说：“你别怕犯擅发仓廪的罪，见到皇上，我自会奏报。”
天灾是经常发生的，每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仁宗在位期间，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受灾，百姓饥荒。但地方官不仅不想法救济百姓，反而加紧催逼赋税。这件事被仁宗知道后，他立即命令杨士奇起草诏书，减免上述地方夏税一半，罢免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件事应当按往常的程序，通过主管部门户部和工部去办。仁宗却认为，救民就像拯救落水的人，不能有片刻的迟延，户部和工部如果知道要减免税粮，肯定会因为怕影响国家收入而犹豫不决。所以，如果按常规办，就会误事。他当即命宦官取来笔纸，杨士奇立即草就了诏书，仁宗看后立即命人送出。这时他对杨士奇说，你可以告诉户部和工部了。
有人曾向仁宗建议，对庶民百姓不能过分仁慈。仁宗表示：“体恤民众，我宁肯过于仁厚。作为天下之主，怎可与民较锱铢？”当时，户部尚书郭资刚毅而又非常廉洁，对任何人都从不徇一点私情。对此，仁宗十分赞赏。但郭资生性偏执，不能彻底执行仁宗减免灾荒租税的命令，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有司照旧依额征纳。因此，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了他的职务。在仁宗在位的短短10个月里，他先后对受灾的大名府、昌邑等22个县或减免赋税，或开仓赈济。
从做太子起，仁宗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真正体恤平民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就一定要清除赃吏。因而，一旦发现官吏贪赃害民，他都严厉惩办。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扰害百姓，仁宗让副都御使弋谦前去调查处理。并特意交代弋谦，不要有什么疑虑和畏惧，只管严处。最后，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还停办了采木之役。针对一些地方官员不能领会执行他的恤民之意，仁宗在即位的第4个月，派遣御史14人分巡各地，考察官吏。临行，他要求出巡的人不要被小人所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也不要徇私于亲朋故友，而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同时还说，你们身为御史，是我信赖的人，必须明白自己身正方能正人，如果不顾廉耻，违犯礼法，我同样会严惩不贷。所有这些，使得仁宗时吏治较为肃明。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太子时，他曾因侍讲徐善述给他改诗改得好而亲书一幅表示感谢，并说，如今谀顺颜者，比比有之，而像卿这样朴直苦口的百无一二，希望善述药石之言日甚一日，不要有犯颜触讳的顾虑。即位之初，他又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他曾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历史上的许多人主，都不愿听真话，即使是素来亲信的，也往往由于畏惧皇威而缄默不语。联与卿等都要深以为戒”。对尚书蹇义、夏原吉也说过类似的话，要他们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他还赐予上述5人每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谕嘱他们齐心协力参赞政务，凡是察觉他的言行有失当的地方，立即用印密封告诉他。但是，仁宗仍不放心，为了广开言路，他在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再次专门颁布诏书，征诏直言。诏书说：“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大业。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尽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毋虑后遣。”
但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大理寺卿弋谦一次直陈时政时，言辞过于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