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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一番改革，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乱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了。不过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不放心。后来他又采取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分别封到各重要城镇去做亲王，用以监视控制各地的军事将领。这些分封的藩王按规定都配有护卫兵，少者有3000人，多的可达19000多人。他们还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将领们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
随着朱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现在成了新王朝的新显贵。他们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在个个弹冠相庆之余，有的渐渐骄横放纵起来。
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10数人，威望都很高。蓝玉作战非常勇敢，立有赫赫战功，官封凉国公。他自恃功劳大，便骄傲起来，恃势横暴。他家里私蓄奴婢假子有数千人之多，到处敲榨勒索、霸占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官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政府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
这些勋臣宿将们的腐化堕落，不仅严重地妨碍了朱元璋统治效能的提高，而且有功高震主之嫌。为了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开始对蓝玉这些功臣展开了无情的镇压。
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得此信即命锦衣卫发兵掩捕。朱元璋亲自审讯，继交由刑部锻炼成狱。蓝玉被砍头，并抄斩三族。凡与蓝玉有接触的朝臣，列侯均坐党夷灭。蓝玉案先后诛杀15000多人，把军队中功高位显的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
除胡惟庸、蓝玉两案外，所剩无几的功臣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赐死、鞭死或砍头。徐达被朱元璋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他生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在他病重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徐达知道皇帝是在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蒸鹅。没有几天，徐达就辛酸地离开了人世。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
这样，功臣宿将能够善终的寥寥无几。只有汤和这个和朱元璋同村长大的放牛娃，知道老伙伴现在对老臣宿将不放心，就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终身。
朱元璋对采取这种杀功臣立威，以猛治国的策略巩固自己统治的做法，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但在他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曾下令后人不准学习。他说，这套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在他之后，大明朝能尽快步入封建法制的轨道，尽快出现一个繁荣安定的局面。
四、发展屯垦减轻赋役
朱元璋在对政治实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同时，在大明王朝辽阔的版图上全面展开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工作。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征战，朱元璋双手接过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生产大倒退的烂摊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是啼哭呻吟的流民，到处是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景象。杭州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名城，为后来南宋的京都。元代时人口曾达百余万，且是元末破坏最轻的地区，但元末人口死亡也达十之二三。江南如此，江北更甚。唐宋时代的繁华盛地扬州，待朱元璋部将廖大亨攻取时，城里只有18家居民。新任知府因旧城空旷难守，只好在西南部截下一个城角，筑起城墙，权作扬州府城。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理解百姓的苦难，面对着这种残破衰败的局面，他即位不久，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才种下的树不可摇撼一样。现在必须让老百姓“安养生息”。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有些权贵勋戚家的奴仆多达数千人。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有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在战乱中沦为豪强地主的奴隶。为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刑一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由政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河南布政使司曾赎回开封等府民间典卖的男女达274人。
同时，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而且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20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出家3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返为民，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增加了。
朱元璋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地主逃亡，人口减少，留下了大量荒地。明朝建立后，为尽快开垦这些荒地，朱元璋采取了计民授田、奖励垦荒的措施。建国的头一年，朱元璋就颁诏书于天下：凡是战争中抛荒的土地，被别人开垦的就成为垦种者的田产。如果原田主回来，由官府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对无主荒地，奖励农民尽力开垦，并承认其所有权，而且免征3年的田赋，个别的永不收税。这样一来，许多农民由奴隶变成了自耕农，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明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向上的景象。
朱元璋奖励屯垦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果。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全国垦田面积达3874746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府税粮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税粮达32789800石，是元朝一年税粮收入的3倍。同时人口也增加了700多万人。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对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洪的，都需要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按照朱元璋的命令，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00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00多处。洪武二十三年，修江南崇明、海门的海堤动用了25万人。洪武二十五年，修建江南渠阳河坝4000余丈，组织40万人上阵。这些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了有利条件。
在明代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布衣都是由麻布制作的。到了明代中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棉布已成了人民衣着的主要原料。这是朱元璋在明初全面推行重视经济作物，奖劝桑棉政策的结果。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下令，农民凡有田地5亩到10亩的，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有田10亩以上的，种植桑棉面积要按比例递增。后来，朱元璋还指示户部，明令全国百姓要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违令者全家充军。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全部免除赋税。
虽然明初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出身布衣的朱元璋依然不忘百姓的疾苦，生活的艰辛。他常对朝臣们说：“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他常常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尽力做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
明初制定的赋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来计算，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年在农闲时节赴州县服役30天。这些都比元代赋役减轻了许多。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太子回来后，他还严肃地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各地闹灾荒久收的，都要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还要叫地方官员为灾民贷米，或赈济米，布、钞等。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