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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后既废，仁宗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尚氏等人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仁宗本人也因酒色无度而病。一时宫廷传言，流布道路，朝议大哗。百官群臣以国事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后宫之争暂时平息。
不料“内忧”刚平，“外患”踵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景祐五年十月，李明德之子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制文字、礼仪制度，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成为宋朝西邻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四月，李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仁宗与诸朝中大臣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李元昊官爵，备兵对夏征讨。十一月，李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3万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仁宗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不得已，仁宗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仁宗以为李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李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将近万余人，损失战马六百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境内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仁宗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李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李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仁宗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李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仁宗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仁宗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仁宗，质问宋朝为何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10县之地割让于契丹。仁宗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仁宗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澶渊之盟。”
三、推行新政半途而废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仁宗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更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仁宗亲政后，效法唐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入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人，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初登大宝的仁宗即擢范仲淹任谏职，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仁宗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仁宗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仁宗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仁宗的支持下进行。但是，新政的实施从开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还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尤其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仁宗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在吕夷简罢相后，曾起用判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为枢密使。夏竦任职不久，被谏官余靖、欧阳修等弹劾，仁宗遂罢夏竦，以枢密使杜衍代之。
同时，“新政”也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便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更如雷灌耳，使仁宗对新政由疑虑进而为动摇。而这时京东地区又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仁宗都与实施新政联系起来，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仁宗力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
四、朝野惊变无奈立储
正当仁宗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又传来使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宋军在贝州城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仁宗又派宦官携带敕榜招安义军，也为王则拒绝。一个月过去了，起义还没有被平定，仁宗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朕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要求赴河北镇压起义，才使仁宗焦虑之心略得安慰。
庆历八年正月初，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以大军急攻北城，乘义军不备，在南城墙下，挖凿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门，打开了城门，宋军纷涌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突围中大部义军战死，王则、张峦、吉卜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起义失败。仁宗下令州郡大索“妖党”，被逮者不可胜数。
继贝州兵变之后，庆历八年闰正月十八日夜，又发生了宫廷卫士之变，更使仁宗惊心丧胆。
这天夜里，仁宗正宿于曹皇后宫中。至半夜，崇政侍卫官颜秀、郭逵、王胜和孙利等人，为了抢夺宫中财物，趁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