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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位在日本留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同窗，曾经来台度假，我还为父亲招待了他一番。后来他的公子专程来台致谢。父亲同学的大名是新野弘，公子名为新野昭夫。
依我的记忆，新野弘好像曾经担任日本某大公司能源地质方面的重要职务，应该是总地质师，自然是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跟新野先生谈话时，父亲跟他说，依自己的推测，钓鱼岛列岛周边的海域中，应有不少石油蕴藏，但这也只是学术理论上的推测，还待实际的探勘才行。父亲就提到，以当时中华的技术与资金，要独自探勘，可能有些困难，新野一听说，便回答道，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两国共同来探勘？新野先生的回应与建议，至少包括了一个前提：钓鱼岛列岛，是中华的领土。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领土的归属问题，他关心的只是作业船只的探勘问题，他就把这个谈话的结论告诉了老友“立委”李文斋先生，李委员便跟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提起，他们并没有一开始便谈到中日合作探勘部分，只提到地质学家某人说此处海面下应该藏有石油，我们并无充分能力探勘，可否考虑跟日本公司合作，等等。
领土问题，自然没有人会提起，要是预见后来会有琉球让美国“移交”给日本，又附带了钓鱼岛列岛一并“移交”，父亲与新野就是再好的朋友，对话就一定很不一样了，后来的发展更不可能一样了。
其实后来的发展，只在张群先生的一念之间。
他一听到钓鱼岛列岛海域应该蕴藏了石油，乃是我们中华学者的推测，便回了一句，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怎么还会等着我们？现在只能推想，他认为，在台湾受到日本占领期间，这一处海域的资源蕴藏，日本人应该早就非常清楚，还会等到今天吗？
张秘书长这么一说，李委员便说不下去了，只好把这个结论先带给父亲。
父亲一听到张先生把日本人抬得那么高，又相对地否定了国内专业的人才，便气得不再理会。要他亲自去向政治人物证实自己的推论是怎么样的有学术根据，他做不出来，也不想做。
没料到后来却发生了钓鱼岛列岛的主权问题，父亲便想起了这一件往事。依他的想法，如果在张群的反应之后，他不因负气而撒手不管，这个案子后来的发展，应该是中日实际的合作探油。依当时的情况，自然是日方要取得我方的同意，才能展开合作。在当时，连美国也没有想到这几个无人岛屿的归属问题。不像琉球，美国是事实上管理了若干年的政权。那么，探勘船只挂出来的旗帜，自然应当至少有中日双方的，至少。
后来美国把这几个孤悬海上的无人岛屿，跟琉球一并“交给”日本，是在美国与日本利用他们所谓归属不明的状态，顺势促成。当初合作案要是成立，归属是谁的问题便非常明确，后来的争议，就再无空间。
父亲不免为自己当初负气而懊恼。他拿出一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地图仔细查考，找到了证实这些列岛应属中华的证据：
日文中称这些岛屿为“尖阁群岛”（发音如SAN KAKU ISLANDS），意指一处处突出来的山石，像是教堂或是城堡的塔顶而取名。但是依父亲手边的一九三五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First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35；PRINTED AT EDINBURGH； SCTOLAND BY BARTHOLOMEW & SONLTD），此地原名为“钓鱼屿”，地图上很清楚地依中文发音，英文拼音标记为：Tia…Yu…Su。英国，也应该包括早年的许多国家的世界地图及海图，此地的名称都是依中文发音的古称，为“钓鱼屿”。按“屿”字古音为“徐语切，音叙，语韵，岛之小者”（辞海），依发音当为“属”。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公开说，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日本的，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别的国家，这样否定历史而且霸道的发言，让我们重新又嗅到了六七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气味。
我还记得父亲亲自指出这个地点的地图给我看，但是对于李文斋与张群的对话，他一个字也不提。这一段渊源，是父亲另一位好友杨家骆教授告诉我的。他是一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当然关心，何况还有两位他的老友介入了这一段历史公案。
父亲在保钓运动中，三天两头出席各项会议跟活动，也肯面对新闻媒体谈话，谁都看得出他的爱国情操，然而在保钓运动依然热烈的时候，他个人却忽然间云收雨歇，又不声不响了。怎么回事呢？我在当时问了父亲，他只说，对岸都跺脚了，我们这儿说什么都不要紧了。他指的是周恩来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有了发言。
就此他重新回到他一生的纯学者的生涯中。
但是，我却想到，要是他没有那么倔强的脾气，要是没有张群的一念之间，也许钓鱼岛列岛的历史就会不同。岂仅此事，许多其他的遭遇也会不同。史上因为偶然而决定了历史轴线发展的事情很多，比如假设康德黎与孙中山没有师生关系，民国史就要改写。没有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的一念之间，让俄国只对日参战四天，中国近代史又不一样了。父亲是个一生一世的纯学者，他应该也未料到，因为他倔强的脾气而带动的一念之间，也牵动了中日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
悬崖撒手
渐渐地，谁来谁往，父亲是否真的明白，我已无法确定，只是应对中不太看得出什么。护理小姐来了，他偶尔还开开玩笑。是啊，凡是认得父亲的晚辈，个个都说他好风趣，但我一生也没有享受到他多少风趣。再多川流不息的探病来客，有多少的热闹，一天天地与他无关了，客人走后，我们很有默契，绝口不提半句。
探病也像是一种潮流，一会儿也就过去了，病房里回归到寂寂无声，飘浮流转无处不容的，只有他睡眠中的呼吸。
父亲身体的机能渐渐衰弱，吃不下，排不出，特别护士明显地不想为他老人家导便，这个活儿就落到我身上。没多久，我就十分地熟门儿熟路。还记得老友胡波平先生早年刚刚得一女时，我在他们家吃饭，小娃娃一便便，我就端着碗跑开，多年来他们都拿这一件事当笑话传诵。奇怪的是，现在看到父亲的床单上有了黑黑的一摊，我也松了一口气，一点都不觉得难受。
中广公司也真会挑时候提拔我，把我派到台中中兴新村工作。我从台中一回来他就高兴，枯瘦的脸颊上一对灰蒙蒙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含糊地说：
“你来啦。”
好像他认得的人已经很少了，心里记挂的却是我。我们的对话一天比一天简单：
“吃了吗？”
“睡得好吗？”
“再睡一会儿吧？”
“要尿吗？爸。”
“导便，好吗？爸。”
起先他会说好或是不好，有或是没有，慢慢地只有点头摇头，最后只是两眼直直地望着我。身体四肢柔软单薄，变成一张裹着几根骨头的面皮，还有一点温度就是了。我宁愿他陷入昏迷，父亲要是意识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情何以堪。
每次从医院大门走进去，到里面的二楼楼梯口，再转进走廊，往西直走到中间的那一间病房，一路上总是会胡思乱想：要是今天一推进病房的门口，看到父亲在洗手间刷牙，该有多好！
再过几天，就自动地降低期待，想着要是今天父亲说“推我出去走走”，该有多好！
然后又降低，只希望我一进门，他从床上坐起来，说一声：“你来啦。”最后就什么也不能指望了。
继母常常也在病房里，她似乎跟父亲在沟通上有困难，父亲不让她靠近自己，只要见到是她，便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她的手。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插了好几条管子，无法言语了。但继母依然陪在病房里，一点也没有埋怨的意思，她静静地读着日文的《新约圣经》，我这才知道她是一位基督教友。三个孩子那么小，她是真的人单势薄，以后会很辛苦。
神给了我们什么？我非教友，看她读《圣经》，却也联想到这个问题。我想神赐给了我们无数的奇迹。我们心脏能一直跳个好几十年是奇迹，我们能把许多食物消化成为生命的来源是奇迹，我们会刷牙、会去看看风景、会坐起来说你来啦……这种种不是奇迹是什么？人还要追求比这些更多，是不是舍本逐末？太贪心了点儿？唐吉诃德接受那个他以为很神圣的村长的加持时，跪在地上，扪着心口，向着上苍，无限感恩地大喊：“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