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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是个好去处。时间有的是，走走就到了，读建中的时候更方便。一弯小运河，水面上有大王莲，听说莲叶上可以载得起一个小孩。边上有间欧式小屋，鱼鳞似斜斜的屋顶，门前一片草坪，躺在那样的草地上，比家里的床可惬意多了。放亮了眼睛，立刻就会发现树上有许多松鼠，到了秋天的时候，只只都圆圆肥肥，拖着一蓬尾巴，在树枝树叶间飞蹿如烟。园里大池荷叶亭亭，间杂着粉红的荷花、翠绿的莲蓬，一股风仿佛有意地忽地里在荷池间任情窜游，蓦然间荷池里枝枝片片朵朵个个此起彼落地活了起来。无处不在的参天巨树遮蔽了烈日，玻璃房里有许多奇花异卉，琳琅夺目，以致中年以后，我还一度想要改行去钻研自然科学，却因无从拿到入学许可而作罢。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抢图书馆的座位，却不去借书读，而是要占位子温习学校教科书里的功课？这种习惯，在我读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后来发展到有人经营读书园，唤作K书中心，不必供应什么书，只要有座位便可，人人K他们自己的教科书，想着早点有个出头天。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读过教科书，大家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我却躲在新公园希腊式建筑或是植物园的中式图书馆里，读借来的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另外如司汤达尔的《红与黑》、杰克伦敦的《海狼跟白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书，篇幅都不算小，却都是在空空旷旷的图书馆里读完的。偶尔也在图书馆做一点学校的作业，大多都是为了补交，再不交就麻烦了。图书馆其实也是个发呆的好地方，常常在那两三处呆坐一下午，不会有冷气，天然的凉风习习而来，令人昏昏欲睡，睡与不睡间的那样的午后，此生似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问我天堂何在？我会说，就在人间，只看是如何的一副心肠。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引子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挥舞，一颗少年的心，便被这样的画面、故事感动不已。我问蒋礼贵，你划破了自己的胳臂染了血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