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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了这一把。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多年后，我看到一部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其中一段情节，表现的是一对兄妹被人追捕，眼看无路可逃，却钻到了一位教士的圣堂里，大胡子教士把他们藏在一个好大的箱子里，他自己就坐在箱子上，官兵带着武器进来，喝令他从箱子上下来，他只得从命。官兵就去开箱子，眼看两条小命不保了，这时教士紧闭双眼大喊一声，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六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跟谁辩论是非的问题，只想说，我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教会，也未参与任何性质宗教的聚会，曾经也遇到过若干堕入地狱般的痛苦，然而我真的相信，天，从未绝我。
学生没有到学校上课，老师不太会想到是逃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家有电话，逃个一两天再去上学，船过水无痕。
然而眼看就要考中学了，这可是硬碰硬的事情。
班导陈祖屏老师做了个家庭访问，父亲亲自接待，那天姑妈也慈祥了许多，他们居然没有查对我日常的生活，原先我担心得要命的事情一概都没出现。很奇怪的是，陈老师向父亲建议我该自动留一级。
后来晓得，小学的义务教育，在家长没有同意之下，是不可以留级的。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姑妈还想留点余地，父亲只是挥挥手便打发了过去。
父亲似乎有计划地、平平静静地处理我的升学问题。要我跟他共用他的书房，起先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服从，渐渐地，也蛮不错的，一个是父亲不常在家，我一人独享他的书房，不用再听大表妹呱啦呱啦的喊书，再则父亲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带些零嘴，只给我一人吃，那种偷偷摸摸的享受，很甜蜜。有一次家长会，父亲居然真的去参加，一袭长衫走进了北师附小，我当时不明白，为何老师单独在贵宾室里接待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名学者。
我的功课突飞猛进，试位卷很少在八十分以下，要是没到八十五分，就很不好意思，连算数都大有进步。同时父亲也把我带到了他专用的餐桌上吃饭，姐姐也比照办理。
那一年联考放榜之后，父亲买了好几个大西瓜，一个个轮流抱着亲自拜访几位老友，要是主人不在家，他会留下西瓜附带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国光考取附中初中，渝光考取一女中高中。”他特别高兴的应该是在写第一句的时候，因为姐姐初中读的也就是一女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考不上。而我，其实只拿了比录取标准多出零点二的总分。
小学毕业之前，虽然功课很差，面临联考，却还是只肯读课外书。
老师们的画像
北师附小的老师，大多是福建人，一口咿咿哦哦，鼻音很重，也许跟校长王鸿年先生也是福建人有关。我学福建口音，依然可以成为友朋小聚的节目，肇因于此。
现在看看坐落于和平东路的北师附小，一点也不起眼，都市规划淹没掉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一所小学的左侧原来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边是校墙，一边便是一棵棵临水的各种大树。溪水清澈见底，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便把课桌椅扔到溪里清洗，兴奋非常。东北角有一个大坑，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炸弹炸出来的，后来就成了全校的垃圾场，再多的垃圾也没有恶臭，到差不多了便一把火烧掉，没听说会有什么污染问题。
校门口一进去，有一排红砖两层楼房，楼下右侧边间是劳作教室，男生用的，里面有些木工工具跟工作台。画《三叔公》的漫画家王小痴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劳作课程，他跟名漫画家牛哥是好朋友，牛哥曾到学校来看过他，小朋友自然对他钦佩万分。王老师随手就能画，跟小朋友说话时，一两分钟便画下这个小朋友的漫画画像。
拐弯处还有一间缝纫教室，是女生的劳作课专业教室。同一堂课男女生要分开来上，教缝纫的是一位戴着厚眼镜、近视得很厉害的女老师，看来就是个天生的裁缝。
楼上有自然科教室，专任的老师是陈炳杰先生，整天就在教室后面的专业工作室里，很少在校园其他的地方见到他。自然课是一桌六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老师严禁我们把凳脚翘起来，说谁这样谁就是尖屁股。陈老师会带我们去六张犁采集植物作标本。听了陈老师的讲解，方知各种的野花野草原来都不简单。陈老师也会在专业的教室里做实验给我们看，比如说氢分子与氧分子结合了如何变成水，又让我们可以从玻璃管里看得到白白的二氧化碳。有一阵他还在自然科教室外面经营了一个小小动物园，都是小朋友捐的动物，无非乌龟青蛙松鼠猕猴穿山甲小白兔之类。在那个年代，青田街的大树上都会出现野猴，这样的动物园不久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二楼边上还有音乐教室，史惟亮老师教过我们音乐，他的脾气非常好，跟之前的官有谋老师的坏脾气完全不同。以后我读附中，方知校歌是史老师的创作，又在纪刚的《滚滚辽河》中，读到了史惟亮老师在东北抗日的事迹，之后我们又在“国立艺专”同事，真的是人生如梦。
音乐教室旁边是美术教室，里面有许多的石膏模型、蜡果、画架、画册，等等。名雕塑家李再钤、名画家何肇衢，都教过我们美术。我跟李老师在小学时便有来往，中午常常去找他，他总是很有耐性地听着我们的童言童语。何肇衢老师一生无论搬了几次家，都住在听得到北师附小上下课钟声的地方。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就去看那些楼房怎么样了，因为有的是他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建的。到发现依然完好无事，便放心地回家，但这已经是在他退休的二十多年之后了，他跟我说起此事，我想到的就是他一定非常细心而廉洁。去年他在新竹开画展，我跟当年教我们自然科的另一位连炳南老师，约在附小见面，开车带着连老师一起去看何老师的画展。
连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一回月考，我看着试题，什么都答不出来，又不好马上交卷，抬头一看，监考的连老师望着窗外发呆，我就顺手把连老师画在试卷上，还配了背景。也许是把他画得不太好，反正连老师生气了，给了我个零分，后座的女生刘蕙如，第二天就带了个咸鸭蛋给我吃。五十年后，又跟连老师一起看他当年的同事兼老友何老师的画展，一边回想儿时种种，一边享受着这样的人生奇缘。
后来担任过“教育部”次长跟大学校长的陈梅生老师教过我们算数，他是这一所小学少有的江浙口音，陈老师的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却也说得一口福州腔国语。陈老师特别有小孩缘，一上台就说说笑笑，全场气氛被他炒得火热。
在陈老师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升完旗他上台讲话，特别嘱咐我们，以后做作文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此事？陈老师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务，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