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完成文人济世的人生追求，同时排遣内心的郁闷和痛苦，获得良知的安慰。
纪晓岚的攻击性时有表现，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
（纪晓岚）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纪晓岚以博学多能顾盼于清中叶学者之林，以精深学术造诣为世人所倾慕，但是，他并未耽迷于典籍不能自拔，而是以犀利的眼光去观察现实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设想。对于纪晓岚思想的这一特色，目光如炬的鲁迅有细致入微的洞察，他说：纪晓岚“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
十八世纪的清帝国，“千家笑语漏迟迟”，一派盛世气象。然而，昌盛孕育着颓败，繁华掩藏着衰落，在富丽堂皇、笑语歌声、钟鸣鼎食与金玉装潢中，清王朝的内囊已经腐烂，封建社会末期的黄昏已经悄然逼近。
对于封建末世的潜在危机，纪晓岚有敏感察觉，他冷峭注视现实生活中日益严重危害社会整合的社会问题，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托言于鬼狐展开犀利的揭露与抨击。
乾隆时期的一大社会问题乃是吏治废弛，官常大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的朝考中尖锐指出：“方今清公守法、约己爱人者，守令之中岂曰无人，然……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横者毛鸷搏噬；其贪者豁壑不盈；其谲者巧诈售欺；其懦者昏愦败事。而贵族权门依势作威者又错出于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补千百人之患也。”这正是那一时期吏治状态的逼真写照。
纪晓岚历尽宦海风波，对于官场的黑暗有深入了悟。他以入木三分的笔触，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剥去笼罩于官场上的公正、庄严的光圈，展示出层累的污浊和卑劣。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二）》记一“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宦囊逾数万”。纪晓岚借乡党之语暗示道：“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这隐密的不可知的“致富之道”显然是官吏贪婪的“攘夺刻剥”。《滦阳续录（二）》中又有一则“法师驱狐”故事：有学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验。一家为狐所祟，请往驱除，法师于是整束法器，克日将行。狐见事急，便以大量钱财进行贿赂，此人得钱之后，不但纵狐为害，罢手不管，而且“念狐既多金，可以术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胁以雷斧火狱，俾纳贿焉。”这真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典范。纪晓岚以“果报”来惩治这位法师，更明确点明：“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驱除妖疠，此其权与官吏侔矣。受贿纵奸，已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溪壑，天道神明，岂逃鉴察。”其锋芒所指，无需多言。
《滦阳消夏录（三）》还叙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公尝捶杀一干仆。仆魂附一痴婢，与某公辩曰：“奴舞弊当死，然主人杀奴，奴实不甘。主人高爵厚禄，不过于奴之受恩乎？卖官鬻爵，积金至巨万，不过于奴之受贿乎？某事某事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主人可负国，奈何责奴负主人？”在这里，仆魂所指斥的何止是主人一身，“卖官鬻爵，颠倒是非”实际上是整个官场风气的写照。
官吏的贪赃枉法，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狱。纪晓岚在《姑妄听之（四）》中借冥司官吏道出官场判案时的相传口诀，这就是“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官之枉断与否，则非所计也。”由此而来，官吏判案，往往是“诉者哀哀，听者愦愦。”“与豪强讼”的平民只能落得个“理直而弗能伸”的结局。《如是我闻（三）》中有一司刑名四十余年的余某，自诩“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但当他卧病濒危时，却有冤魂作厉，指控他“刀笔舞文，曲相开脱。……改重伤为轻，改多伤为少，改理曲为直，改有心为无心”，“遂使凶残漏网，白骨沉冤”，孤魂饮泣，衔恨于九泉。这正是对那一时期司法黑幕的真实揭露。冤假错案的酿成不仅出之于官吏的“受贿纵奸”，而且与官吏的昏聩无能大有关系。《滦阳消夏录（四）》中有一位县令“遇杀人狱不能决，……乃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种竹十余竿，青翠可爱。”县令一觉醒来，为梦中情景所启发，于是，在判案时，将案情所涉及的祝姓者或姓名中有“节”字者，皆作为疑犯，因为，“祝竹音同”，竹子又有节。这自然是荒谬绝伦。纪晓岚对官吏的草菅人命、胡乱判案深为愤恨，他借狐语云：“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他更直言斥责那些祈梦断案者：“夫疑狱，虚心研鞠，或可得真情。……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测，据为信谳，鲜不谬矣。”然而，纪晓岚也深知，“虚心研鞠”的治狱在现实生活中根本难以实现，他不能不让那些冤案在虚构的世界中得以昭雪，正如《如是我闻（四）》中一鬼魂所说：“人间之屈弥甚，则地下之伸弥畅。”我们既可以把这十二个字称为对弱者的麻痹，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微弱的对现世的抗议。
吏治的混乱，往往离不开走卒的为虎作伥、兴风作乱。纪晓岚借鬼吏之语指出：“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这确是深刻的观察和揭露。然而，对于这样一些为虎作伥者，平民百姓有冤恨亦无法伸雪、不敢伸雪，因为，“讼役讼吏，为患尤大。讼不胜，患在目前；幸而胜，官有来去，此辈长子孙必相报复，患在后日。”寥寥数笔，道出了那一时期人民的悲苦与吏治无法摆脱的黑暗。
纪晓岚看官场，满眼是险恶的倾轧与布满机心的陷阱。小人“结党营私，朋求进取。”“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势盛则趋附，势败则掉臂如路人。”“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滦阳消夏录（六）》以戴东原口述的异闻叙一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轨，乃弃职归田、殁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轨，亦复如此。”他不得已避居于深山岩洞，“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生刃利天矣。”这真正是阳间的官难为，阴间的官同样也不好做，做了鬼还要找一个鬼迹罕至的深山岩洞去做个鬼隐士，纪晓岚对于“宦海风波，世途机阱”真可以说是深痛恶绝。
官场的倾轧不休，必然造成“不可胜言”的流弊，对于这种情势，作为个中人的纪晓岚有独到观察。他在《滦阳消夏录（五）》中借“文昌司禄之神”的口指出，“其强悍者必怙权，怙权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险而深。且怙权固位，是必躁竞，躁竞相轨，是必排挤。至于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而问党之异同；不计事之可否，而计己之胜负。”人性因而发生深刻的异化，官场更形污浊不堪。这确是洞悉底蕴的深入剖析。
纪晓岚无法寄希望于政府司法部门主持惩治贪赃枉法官吏，他只好假手于“天道”与报应来申张人民自行惩治贪官污吏的合理性：
贪官墨吏，刑求威胁之财；神奸巨蠹，豪夺巧取之财；父子兄弟，隐匿偏得之财；朋友亲戚，强求诈诱之财；黠奴干役，侵渔乾没之财；巨商富室，重息剥削之财；以及一切刻薄计较、损人利己之财，是取之无害。罪恶重者，虽至杀人亦无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恶也。
这真是一段痛快淋漓的议论。在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与抗议中，纪晓岚不自主地突破了正宗儒者固有的思想轨道。
对于“人心世道”的救治，纪晓岚不仅以老辣圆融的笔墨，将社会上人情世态种种扭曲的或丑陋的现象无情加以揭露与抨击，而且还尽可能的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
在兵部尚书任上，纪晓岚曾督师赴粤。有一天晚上，和一位王姓棋友下棋，晓岚的棋艺本不如王某，但是一晚上却连胜两局，心中正感奇怪，意欲动问，王某却先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