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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某年乡试，翰林王某被任为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
纪晓岚位居显要，王某有意攀附，行前到了纪府，拜望纪尚书。王某委婉提出，纪尚书家里此年是否有参加大比的子弟？
其意十分显明，愿意从中做点手脚，帮一下纪氏子弟。这明明是蓄意做弊，换在别人头上，纪晓岚准会暗骂一通，但这次轮到自己，他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一边热情地接待王翰林，一边暗暗地想着万无一失的办法。
历朝的科举考试，都对作弊行为防范甚严，都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唐五代时，试院外墙高一丈五尺，内墙也有一丈高。围墙一周，都种满荆棘，所以考场又被称作“棘院。”
到了后来，凡入试的考生，都被互相隔离，叫做“棘围”，防止扭身转项，交头接耳。金朝时，考场纪律更为严苛，考生入场前，要进行裸体搜身，让考生脱去衣服、鞋帽，打开发结，甚至连鼻孔、耳朵眼也不放过。金世宗完颜雍即位，觉得对考生脱衣检查，实在有些不雅，不利于金朝笼络文士的大局，便开设了官办浴池，令考生脱衣入浴，事后换上统一服装入常这个办法，沿用到金朝终止之时。
到了清朝，顺治皇帝曾明令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请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如果搜检员役系知情容隐者，一律问罪。到康熙末年，对考场作弊的防范更加严密，但作弊者仍不乏其人。
乾隆九年，顺天乡试中，第一、二两场各搜出“怀挟”者二十一人，另有后被搜出“怀挟”、闻风提前散去者二千多人。乾隆帝为消除作弊现象，对考生施行了更为严苛的手段，规定：帽子不准用双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衫袍都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卷袋不许装里，笔管镂空，水注用磁，甚至糕饼也要切开。考生入场前，要排成一行，鱼贯而入以利搜身。两人共搜一人，一门、二门各搜一次。二门搜出“怀挟”，其一门之搜检员役要予以处治。考生进入号房后，立即关门上锁，再不得出入号房和传递茶汤等物。
纪晓岚曾几次主持乡试和会试，对这些规定十分清楚，心想考生方面，“文章”实在难做，但考官作弊是有些方便条件的。四川学政朱荃，曾一次就贿卖秀才九名，得了一笔银子。
有个叫李为栋的人，也曾向朱荃行贿，使他两个儿子都考中了。安徽歙县，有个叫吴泌的贡生，向巡抚行贿，巡抚令吴泌在卷子上做个暗号，果然中了举人。但这些作弊行为，当时成功了。事后却传了出来，都受到了惩治。纪晓岚清楚，没有泄露的，肯定大有人在。
王翰林一片诚心，使纪晓岚十分感激，因为皇上对作弊行为的惩治，是极其严酷的。雍正年间，福建学政俞鸿图因考场作弊，被腰斩为两段，而后此刑虽除，但作弊的考官，免不了丢官去爵。纪晓岚思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于是对王翰林笑道：“有劳王大人惦记，多谢多谢！不过纪氏子弟，都不成器，即使有几个侄孙，参加本科大比，我断定他们不能题名。”“纪大人过谦了，久闻纪氏子弟，个个聪明俊逸，纪大人何出此言？”王翰林狡黠地眨着眼睛。
“不怕王大人笑话，纪姓这些子侄们，确实很不争气，写个‘也’字，连勾都不会挑。”王翰林也是聪明之人，早把弦外之音记在心里，又闲谈一阵，起身告辞。
主考官走后，纪晓岚立刻修书一封，派人送回老家献县崔尔庄，告诉家里的人，凡是今年赶考的，写“也”字一律不许挑勾。纪氏子弟依计而行，逢写“也”字时，都不挑勾。
果然大比揭晓后，纪氏子弟，同科中了七、八个举人。直到几十年以后“也”字不挑勾的事，才从纪氏后人口中传出来，纪晓岚和那年中举的纪氏子弟都已作古了，因而未曾引起什么风波。
方圆实战：不谈世事逞英雄
纪晓岚是无书不读的一代通儒，但他并不轻易著书，也不保存自己的著作。原因当然很多，但从文人避祸的角度来看，在清朝乾隆时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高明之举。
纪晓岚自己曾讲过：“余自早岁即学歌咏，中间奋其意气与天下盛流相唱和，颇不欲后人，今年将八十，转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盖阅历渐深，检点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驰骋自喜，又往往为古人所吟呵，拈须拥被，徒自苦耳。”
这只是一个原因而已，纪晓岚平生不著书，还有一个很重要而时人又不便说出来的原因，那就是清代施行的残酷的文字狱政策，避免留下祸端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清代顺治以来，满族统治者为扼制汉族士人反满思想的滋长，推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曾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痛苦，也给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纵观乾隆盛世，经世的妙文却没留下来多少，倒是谈鬼怪的大家出了不少，蒲松龄是一个，纪晓岚也是一个。除此之外，就是考据学了。
所以，锐敏的思想家龚自珍就正告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并用“戮心”来形容其手段之残酷：“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时人李祖陶就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即使在乾隆后期文网渐弛之后，不少人仍心存余悸，有临渊履冰、动辄得咎的精神压力：“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
普通的读书人尚且如此心惊胆战，而纪晓岚亲眼目睹了乾隆年间一系列血雨腥风的文字狱案，并在乾隆的指示下亲手销毁了大量的文化典籍，不少著名学者被斥责为“狂吠”、“悖逆”等罪名，甚至遭锉尸抄家之祸，自己如果自行书写，会不会有此劫难呢？还是不写书为妙吧。
乾隆年间的士大夫以“不谈世事逞英雄”相戒，就是那个时代给士大夫最好的教训，也是土大夫应对那个时代的“人生技巧。”但“文以载道”，道理往往存在于书中，所以古人强调著书明志。纪晓岚只好以鬼孤谈怪自娱，以至于他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颇为后世所重。
在乾隆盛世中，《四库全书》无疑是文治之盛的主要标志。而纪晓岚的一生心血都交给了这项旷世工程。“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这部耗时二十年，参加者达三千以上的文化大典，是与纪晓岚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在任总纂官的十八个年头中，他走进了华夏绚丽文化的每一座殿堂，也经历了几千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在文网渐严，删毁文献越来越多的日子里，他以一个士人的良知感受了专制帝王的严酷：
俯见豺狼蹲，侧闻虎豹怒。
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
置身岂不高，时有蹉跌虑。
徒倚将何依，凄切悲霜露。
然而，这样一种悚惧恐惶的心情又能向谁倾诉？为了让察察为明的乾隆“睿见”错误，纪晓岚将明显的错误留在书上，以让乾隆挑剔、斥责；为了突出“今上”的地位，他创造了“圣义”、“圣谟”等六门，冠予经史子集四部之首；为了躲过文网之劫，他主动奏请将明末清初所有书籍再加“细心检阅”，并从严把握；为了“以赎前愆”，他一次次前往热河、盛京重新校勘文津、文溯二阁（四库全书）。但是，责备、申斥、戒饬、罚俸、革职留任、戴罪赎愆，一道道上谕像催命的符咒让他无法安生。“岁岁容看温室树，惟应自戒口如瓶”，“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让“海内共仰望为宗臣”的纪晓岚守口如瓶。晚年的纪晓岚变得十分世故，似乎把人生的一切都已参透。面对“朝中大老，国之祥瑞”种种赞誉，他总是不置可否，倒是不经意间的著述——《阅微草堂笔记》泄露了天机，以至书未成印即有洛阳纸贵。鲁迅说，在那个极端专制的时代，纪晓岚借鬼神之口抨击社会，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纪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