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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尽管大多为奉迎之作，但仍透视出纪晓岚的诗作才华，颇得乾隆皇帝“天语嘉奖”，所以才“自是仰蒙知遇”，成为深得乾隆皇帝宠幸的文臣。
纪晓岚走着和许多侍从之臣一样的道路。但他要借鉴许多前人走过的弯路。他要做一飞冲天的鲲鹏，在未来的生命中注入一种翱翔的姿式。多少年弹指一挥间，可他对这一次初飞却一直念念不忘。
方圆实战：建功立业者，多虚圆之士，愤事失机者，必执拗之人
人生在世，在官道儿上混的，无不以求得更高的功名为目标。能够建大功、立大业的人，大多是谦廉圆滑类型的人，凡是惹事生非、遇事坐失良机的，必然是那些性格倔强不接受他人意见的人。如果你从骨子里就把“为文”与“为官”对立起来，就把文人与贫穷画一个等号，肯定不会在仕途上有长进。文人做官，必须讲求“虚圆”之术。
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象不穷不能做诗人。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生时是要贬流黄州，大家好象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看不大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没有事可做，才来做文章。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乐，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文人穷了，于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有生前断炊是没有什么诗意，这犹如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读来非常缠绵凄恻，身临其境，却不甚妙。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像。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辩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召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第二、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摘。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摘，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操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虵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文人有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好象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疎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方圆进取之道二：前半生求方，后半生求圆
——做人要顺应天道自然，要先方后圆。如果年纪轻轻，就圆滑世故，少年老成，相信不会有什么真心的朋友；如果年纪很大了还很唐突莽撞，也会给人留下不成熟的印象。都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不好的影响。前半生要“方”，要暴露本性，表现个性，处世积极，锐意进取；后半生要“圆”，即老成持重，稳如泰山，肚大能容，心宽胸厚。
方圆实战：顺应天道，塑造自然性格
清初有一个吴三桂，大家都很清楚，他一生的失败，原因很多，有人品的原因，有时势的原因，有内因，有外因。但从一个侧面来讲，就是他违反了做人要“先方后圆”的原则，违反了自然之道。显得自己高人一等，事实上违反自然必然轻易让人看透，一个让人看透的人，是一个乏味的人，难以获得尊敬的人，到头来身败名裂。
吴三桂思维敏锐，行动快速，出尔反尔，见风使舵，在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左右逢源，数次降李反李，降清反清，反反复复，忙得不亦乐乎。这种圆而不方的性格和人品使他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无法长期团结一批有识之士，获得长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然而，当他年老的时候，却时时处处与清廷抗衡，明争暗斗，直至起兵反叛，可谓是该圆的时候不圆。他的一生注定是绞尽脑汁而最终身败名裂。
纪晓岚早年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与天下才士相驰逐，嘻笑怒骂皆文章，可谓“风流潇洒”。及至老年，经过诸事的磨炼，却变得老成世故，恬淡无争，在当时官场上圆通有余，故时人有“世故老人”之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年龄渐长阅历渐深，另一方面，也是纪晓岚为人处世的高明之处。这种顺应天道自然的性格演变，是最不易被人说三道四的。
纪晓岚初到京城，便经常语出惊人，他喜欢这种众人喝彩时的激动和才华展露时的兴奋，每次文社聚会，他常有宏论阐发。一次文社中论诗，争论今古诗的弊病。纪晓岚坚持古诗多“病”之论，说古人古诗，若细心探究，常常会发现一些不妥。吴惠叔相诘为难，脱口说道：“杜牧《清明》一诗，历代传为绝唱，请年兄你来批评，此诗弊病何在？”众人听了，暗暗咂舌。
纪晓岚总不服人，见吴惠叔发难，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振振有词地说：“此诗有‘病’，‘病’在‘上焦’，‘头火’太盛，宜清其上。”说完他狡黠地一笑。众人迷惑不解，要他详细解释。他便继续说道：“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不宜用‘清明’二字。诸君试想，如果别的时节下雨，而清明节反倒没下，这句岂不是‘空了’。若改为‘时节雨纷纷’，哪个节下雨，便指哪个节了，岂不更好？！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二字也属多余。请问，哪个行路之人，不在‘路上’行走，没有必要点明‘路上’。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借问’二字更是不妥，路边有人，可以问路，如若路边无人，这路怎么问呢？‘酒家何处有’，自有问意在内，则是有人问人，无人便是自问，这样最妥。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二字更为欠佳。行路之人，见人即问，如遇到耕夫、樵夫、渔翁、村姑等等，都要问的，哪有专拣牧童问路的道理；再说，还可能一个人也遇不到，自己望见酒帘飘动了。只留‘遥指杏花村’几字，则为有人问人人答，无人也可自问自答。这样清理句首之后，便成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赘瘤已除，简洁优美！”
这时，吴惠叔又用杜甫的《四喜诗》向他发难，说道：“‘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