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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把那些达官显宦，在权大权小者面前的两副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方圆取媚之道三：取媚于后世
——历史上，一般而言，“方”者必命苦，而英名留于后世；“圆”者必享福，而奸名留于后世。纪晓岚“圆”而不“奸”，“方”而不“苦”，不仅当时人喜欢，后世也称其为楷模。
汉朝的司马迁，能受“宫刑”之辱而不馁，可谓“圆”的典范，却能“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毫无腐儒气息地抒发他的历史观和人物观，又可谓“方”的典范。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
如此大胆抒发个人情感，谁能想到他是一个身受“宫刑”侮辱之人？纪晓岚也被皇帝讥讽为“倡优”，更被谪戍边远地区，他在皇帝面前谨小慎微、行事小心，却也时而表露真情实感，并假狐鬼之言，攻击社会的黑暗。
方圆实战：留名于青史
文人的良知大多数与关心百姓有关。纪晓岚将自己的心紧贴百姓，博得了百姓的尊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夏，京南河间、东光、宁津一带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清史稿·灾异志》）。五十七年（1792年），畿辅数府又逢春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情甚为严重。就在这年春天，纪晓岚第四次前往热河校阅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他们一行二十余人，于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出发，二十五日到达避暑山庄，二十七日开阁校书。因为要赶在五月中旬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前校完，所以他们夙兴夜寐，尽心竭力，整整花了一个月，才于四月二十七日将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校毕，然后匆匆回京复命。返京路上，正值芒种，然而，收刈者却和荒田里的庄稼一样少得可怜，倒是逃往关外谋生的流民，携家带口，饥渴号呼，不绝于途。五月初二，纪晓岚风尘仆仆回到京师，发现这里更是人满为患，难民们或沿街乞讨，或打工煳口，或鬻儿卖女，人情汹汹，社会为之骚动。
本来，朝廷已同意从北运京师的漕粮中截下五十万石，留作河间等四府赈灾之用；后来又增拨二十万石，并发放赈济金八十万两。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次贫之户，尚能坚持待赈，而近京极贫之户，早已背井离家，蜂拥入城，数以万计的难民嗷嗷待哺。京师原有定例：每年自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所设十个粥厂，每天煮米十石，用以济贫。可是，自六月到十月，为期尚远，许多难民已经馆粥不继，生命垂危。纪晓岚目睹此状，赶忙趁乾隆帝未启跸之前，上疏一本，请求先在京城官仓内酌情支取数千石，自六月中旬即行提前施赈，每天每厂煮米三石，好让羁留京城的难民能及时获救，不至于闯关远去，耽误明春还乡耕作。到了十月，于原额十石外，加煮三石，仍到三月二十日止。疏中，纪晓岚言辞恳切，剖析明当。“疏闻，下廷臣议，从之。”
就此疏而言，的确是纪晓岚顾恤苍生、乾隆帝子惠黎元；其实内中尚有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庙堂之上不便高谈阔论的原因。这层意思，纪晓岚曾半遮半掩地巧借狐笔流露过一些。《滦阳续录》卷五第十七则，记述了一只颇似战国时替孟尝君千金市义的冯谖式的智狐：它于岁歉之年，幻化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却“闭不肯粜”的主人翁，将历年储备，尽贷乡邻。在留给主人翁的一张纸条上，狐笔这样写道：“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虽是“狐言”，却非乱语。正是基于这层认识，上自皇帝君王，下到地主老财们，才会逢灾施善，遇难解囊，明处落好，暗里调协缓和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这层意思，在一封名为《寄弟秀岚（遇水灾宜急筹放赈并施药防疫）》的信里，讲得更明白露骨：
“若不散放急赈，灾民不甘坐以待毙，蜂起而为走险之谋，则城市中之宦家富室，亦难高枕而卧矣。”话中道理却颇可资鉴。
体恤民情也好，缓解矛盾也罢，放赈在客观上总不失为一场周济难民的及时雨；何况纪晓岚对这次施赈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当赈济开始之后，他发现某些监赈御史，玩忽职守，不亲自督办，而是假手胥吏。那些人不顾灾民生死，只图中饱私囊，影响极为恶劣。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纪晓岚，眼看着自己上疏请求下来的赈粮被盘剥贪污，怎能不火？于是一本参上去，监赈御史们“治罪褫职有差”（清·李宗防《纪文达公传略》）。对能尽职尽责的好官，纪晓岚也不忘褒奖；监察御史王尧恒就是其中的一位。王尧恒，字秀岩，冀州南宫（今属河北）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当时他分管广宁门（今北京广安门）外的大井。此地路当交通要冲，流民络绎不息；而王尧恒指挥擘画，尤为尽心。负责稽察的纪晓岚起初以为王尧恒“籍隶南宫，情笃桑梓耳。”后来才知道，秀岩有一年逾七旬的老母在堂。刚开始，王秀岩每过几天，总要在傍晚时分公事办完之后，快马回家探视，并给老人带些像样的饭食。老夫人每回都斥责道：“民转徙如是，圣天子忧民又如是，汝苟夙夜勤劳，使均沾实惠，我虽日不再食亦甘心，仆仆来往何为？”秀岩孝敬父母，言听计从，故而不敢再回去，一门心思扑在监赈上面。纪晓岚以后和同事们谈及此事，除了表扬王秀岩仰体圣心、用力经理之外，更对有古贤母之风的王老夫人赞叹不已。
这件事的不循旧规、善始善终，成了政绩平平的纪晓岚一生中的亮点。十一年后，纪晓岚的的学生汪德钺在纪八十寿诞时写的《纪晓岚师八十序》中，特别言及此事，甚至拿它与宋代名臣范仲淹、陈尧佐二人的爱民事迹相提并论。据《宋史》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带旱蝗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尽快遣使巡察，满朝上下无人响应，范仲淹乃借机私下单独向仁宗“求教”：“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闻听“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宋史·范仲淹传》）。又据《宋史·陈尧佐传》，尧佐出知寿州（今安徽寿县）时，岁逢大饥，尧佐“出奉米为糜粥食饿者，吏人悉献米至，赈数万人。”纪晓岚的为民请赈，的确和范、陈二人慈爱为仁的育民思想很相似，所以不枉学生的高度评价。再后来，赵尔巽等也把此事当作人生事迹之典收入了《清史稿·纪晓岚本传》。为民请赈一事，虽然是纪晓岚一手拟请操划，他却毫不居功。他后来在作品中惟一一次提到此事时云：“乾隆壬子，畿南四郡麦不登。皇上轸念灾民，既发帑币八十万、仓谷七十万，命有司溥赈；复虑就食京师者或窘生计，诏五城分设饭厂十，又于城外增设饭厂五，各以御史董其事。”（《德宏王公合葬墓志铭》）把功劳全数让给了皇上，自己并无半点矜得之意。
尽管纪晓岚的这次上疏，使得赈期较往年提前了一百多天，并额外多赈了八千四百石粮食；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刚够塞牙缝儿的。由于灾域广、灾期长，即便是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到五十八年正月，朝廷对灾区多达十余次的免赋赈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大部分地方仍然像这一年的沧州一样，“大饥，野多饿殍。”
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却记载了人吃人的真实事件：
《滦阳消夏录》卷二第十九则载，明末，山东、河南发生旱、蝗大灾，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官府也无力禁止。当时，将妇女、儿童反绑起来，公开在市场上出售，称之为“菜人”。屠者买去以后，像割猪、羊一样，随意宰杀。一次，周氏之祖从山东东昌做买卖归来，中午在一个饭馆里用餐。厨子说：“没有肉了，请稍等。”只见他拉着两个女子进了厨房。厨子高声呼叫：“客人已经等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