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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才女的史迹，可以在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青楼名妓的身世中找到。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浪的卖淫妇。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青楼女子经验丰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妓女于是能让许多文人尝到浪漫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象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于她的妆闺之中。
方圆实战：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
古来朋友相交皆应重情轻理，但纪晓岚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作为一个士子文人，能以情交友，真情流露，这是他天性率真，本性善良使然，也是他的一大“癖好。”
孟子讲心性工夫，首在扩充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他肯定仁、义、礼、智四端的表现，皆根于人的道德心体，即本然之善性，人只要顺着四端的表现，扩而充之，则行无不善。问题是在现实人生中，因有众多的欲望，交战于心，使道德心体忽现忽隐，若存若亡，孟子对这种灵肉之战的现象，有深刻的体会，他称之为“梏之反覆”。在梏之反覆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心体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孟子心性工夫的进一步发展，就在如何克制此对立，使道德心体能顺畅地表达。宋儒变化气质之说，是在理、欲这一层对立之外，发现了另一重的对立，此即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这一发现，为儒家的道德工夫论，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气质之说，始于宋儒张横渠，他认为人有天生的气质，美，恶，刚、柔，缓，急，偏，正，是它的属性。这些概念不是描述气质的某些特质，宋儒提出来，主要是因气质造成心体表现的障碍，是从消极面去了解它。横渠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乃反求于心，与孟子“求放心”之义相同，指出转变气质，畅通心体的途径。
朱熹承横渠之说，对气质之性有进一步的发挥。如对气质之偏，就有较详的解说：“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
如何变化气质？朱熹主张从“德”与“知”同时下手。他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于今是昨非之间，恐其劳而无补也。读书穷理，是扩充知识，足以使气清，主敬存心，是要从心性直接下工夫，足以使气醇，如此内外挟逼，气质日化于醇清，道德自然日进无疆。
朱熹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被纪晓岚讥讽的一无是处，他借鬼狐故事讥讽那些理学信徒口是心非，私念纷纷。对他们这种可笑面目，纪晓岚把他们揭露得淋漓尽致。
肃宁有一教书先生，喜讲程朱性理之学。有一天，一游脚僧至教馆化缘，教书先生却总不出来接待，而游脚僧也很固执，所以木鱼声不断，自早晨一直敲到中午。教书先生很恼火，赶出来责问到：“何方和尚，敢来扰乱清静？”
“多有得罪，阿弥陀佛，贫憎请求布施。”和尚于是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们本是异端，”教书先生不屑地说，“只有愚蠢的小民，才会上你们的当。我们这里全是圣贤，你别作妄想。”
和尚笑着申辩说：“佛家募化衣食，如同儒生而求富贵，同样失却本来面目，先生何故相欺？”
教书先生大怒，拿起鞭子便来驱赶，和尚只好抖抖衣服离开，却故意丢下一只布袋。
教书先生见和尚走远，摸摸这只布袋，里面全是丁当作响的铜钱，大吃一惊，心想：和尚可能再来，等一会儿再作计较。
谁知等到天黑，和尚还未回来。那些弟子早就心痒痒的，想从布袋中取钱。教书先生禁不住弟子催促，要弟子算清再取。岂料刚一开袋，群蜂拥出，螯得教书先生和弟子们鼻青脸肿，号啕呼救。
这时，和尚忽然推门而入，大笑道：“难道圣贤也盗窃他人财物么？”提起布袋就走。临走又合掌对教书先生说：“异端触犯圣贤，莫怪，莫怪！”那些围观的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故事对那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人，作了尖锐的针砭。
有两个相邻的村落，各有一个教书先生，他们皆以信奉道学自任。有一天，两人相邀聚众讲学，听讲的生徒很多。双方辩论天性，剖析理欲，义正辞严，正襟危坐，如对圣贤。然而正当两人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忽然扑面刮来一阵微风，吹来几张纸片，飘飘扬扬地落在门前的石阶上。
生徒们好生奇怪，都抢着拾，可拾起来一看，不觉“呵……”的一声惊叫起来。
原来吹来的纸片，不是别的，而是这两位先生密谋夺取寡妇田产的信函。
这故事也是讽喻那些两面人的。道学家强调明心静性，先心化后形化，其实心未化形更未化，只是表面冠冕堂皇而已。
有一位书生，人很老实，但以道学自诩，每每以礼责人。他的一位朋友已服丧三年，五月除服，准备七月纳一侧室。他得知了这消息，便连忙写信给友人劝阻说：“除服未三月而纳妾，可知你早有此志。岂不闻《春秋》记事重动机，故鲁文公不敢在丧中娶妇。然有此心，如同丧娶，作为你的朋友，我不敢不如实劝告。愿尊兄教我。”
不久，这位书生的妻子回娘家，临行前还约定了返回的时间，可却提前一天回来了。书生也不细问原因，因相别日久，便与妻子相拥相抱，极尽缱绻。
岂料第二天，又有一个妻子模样的人进得家来。书生一见大惊，急入内室查看昨天归来的妻子，岂料人迹杳然，原来那是一个狐精。昨夜一夕之欢，吸去他大量精气，书生自此日渐消瘦。
他的那位纳妾的朋友听说此事，也写来了一封信给他：
“夫妇相交，原是正理。狐魅假形，非意料中事。然而一夕之欢，大损真元，不是恣情纵欲不至如此。难道是男欢女爱就无法节制吗？而邪不胜正，前代贤人从未有遇妖之事，独独此妖公然犯你，岂非先生德行尚有不足吗？因为你是贤者，苛求贤者是《春秋》笔法，作为朋友，我也不敢不告，你有何教我？”
书生拿着这封信，面色发紫，一句话也说不出。
纪晓岚讲的这些故事，表明了他对天理与人欲的基本看法。所以，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欲望，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做到真情流露，毫不隐瞒。他“日食肉十数斤”，但谷米之物从不入口；他饮茶以闽茶为上乘，茶道十分了得；他吸烟尤为一绝，烟枪之大，国中无朋，以至有“纪大烟袋”之诨号。他一生“颇蓄妾媵”，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好色”，“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他率性、率情，在洒脱中让人复归于本真；他旷达、随缘，在“世事如棋”中找到适意的人生。
方圆实战：癖好相当者，才亦相当
与纪晓岚生活在同时代，且以文才齐名的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袁枚也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当时又有“南袁北纪”的说法，南袁便指袁枚，北纪指纪晓岚。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进士，是清代大诗人，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70多卷，对后世影响很大，笔记小说《子不语》等也是名噪一时的佳作。袁枚仕宦生涯不上10年，只做过知县。36岁便辞官侨居江宁，筑室金陵小仓山，论诗讲学，纵情山水。他诙谐博学，诗才横溢，故文坛上将他与纪晓岚合称为“南袁北纪。”
袁枚比纪晓岚大几岁，也比他早死几年，一生活跃在乾隆朝。他的诗名很大，为乾隆三大家之一（三大家另两家为蒋士铨、赵翼）。蒋土铨题辞说：“我读随园诗，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笔数支，怪哉公以一手持。”表示对他的倾慕。
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