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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所捞到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这些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促进了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就曾说过，“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创办于1818年的旗昌洋行则是美国鸦片贸易中的“佼佼者”，其前身是美国军官柏坚士1803年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洋行。柏坚士洋行1818年就武装走私1350箱鸦片到中国，仅次于东印度公司孟买卖出的走私中国鸦片。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者分别有：美国历史上那位以新政而闻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创办《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家族，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开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祖父约翰·柯立芝和创办了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约瑟夫·库里奇。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38年，众所周知的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了。鸦片贸易是英国对印度与远东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石，让英国人放弃鸦片贸易，无异于是要将英国人撵出亚洲。渣甸是伦敦侵华集团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授意下，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下议院议员史密斯代表鸦片贩子向巴麦尊沟通、协调以对英国政府施压，他们强调清政府是在压制自由贸易，要求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尤其要保护鸦片贸易。
其实早在1835年，麦迪逊就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在巴麦尊的授意下，律劳卑派英国战舰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以制造战争借口。这时候，巴麦尊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宣称：“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表面并不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却偷换概念，强调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鸦片战争。所谓鸦片战争，就好比现在的哥伦比亚大毒枭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派军队进攻美国，强迫美国政府宣布吸毒合法化。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英国政府：“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具有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当然，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军官所说：“可怜的中国人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经过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终于以‘洋药’的名义成为合法的毒害中国人的进口商品。”
1844年，怡和洋行迁至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各国洋行入驻上海。1856年，上海成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的集散地，也成为怡和洋行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中的3/4都是鸦片。
1871年，后起之“秀”沙逊洋行控制了在中国销售的鸦片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沙逊洋行1832年由犹太人大卫·沙逊创办于印度孟买，上海新沙逊洋行则创设于1877年。没过几年，沙逊家族就获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青睐，相互之间有过好几门婚事，通过联姻关系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今日上海所谓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旧西洋建筑无不建立在中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之上。1880年以后，通过鸦片贸易赚了1。4亿两白银的沙逊洋行，开始从事上海房地产开发业务，很快就成了上海房地产的领头羊。旧上海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沙逊洋行就占了6幢。
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西方对华鸦片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扩张期。早期大部分鸦片买卖均由欧洲贸易公司或商行代理，并不存在银行之类的专业服务机构。鸦片战争后，商人们所需要的融资金额不断扩大，融资结构也日趋复杂。尤其在作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基地的香港，商人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在香港注册和管理的银行以应对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应运而生。一个月之后，即1865年4月3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也正式开门营业。
汇丰银行初期筹集的500万港币资本很快被来自中国香港、上海和加尔各答的鸦片贩子全数认缴。汇丰银行临时筹备委员会包括：英国宝顺洋行；美国琼记洋行；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英国磕洋行；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国禅臣洋行；英国太平洋行；英国费礼查洋行；英国沙逊洋行；英国公易洋行；印度广南洋行；英国搬鸟洋行；丹麦毕记洋行；印度顺章洋行。除大英轮船公司外，其他股东与经营者均为鸦片贩子。
除汇丰银行外，外国资本在华又开设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多家银行，均设置在香港。起初这些洋行、银行主要是处理鸦片贸易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务，后来逐渐控制并操纵中国工业、经济与金融的命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9年，各大洋行、银行退出中国内地，龟缩于香港地区，形成了控制香港政治、经济的英资金融财团。1966年，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爆发，香港受到严重影响。英资金融财团开始放弃在港业务，以李嘉诚、包玉刚为代表的中资金融财团迅速狙击并夺取其资产与业务。以鸦片起家的英资财团这才开始退出东亚的舞台。
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
至少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采用的都是金银复本位制度，也就是将金银两种贵金属都当成货币。一般日常交易用的是银币，大额的现金支付则用金币。到了18世纪，任何英国或外国公民只要缴纳一定的铸币税，都可以将金银块送到英国铸币厂铸造成可以流通的硬币，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铸币。
然而，复本位制在最近的200年中，却逐渐被金本位制和纸币所替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复本位制度非常不稳定。
“格雷欣法则”由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于1559年提出。格雷欣是英国证券交易所创建者，还曾做过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改革货币制度的首席参谋。1559年，他根据对当时英国货币流通的考察，上奏女王，建议收回成色不足的劣币，以防止成色好的良币外流。他曾使用“劣币驱逐良币”一语，用以指因劣币与良币按面额等值使用，因此人们往往把良币贮藏起来或运往外国使用。这样就出现了市面上所流通的都是劣币，似乎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的假象。
简单地说，“格雷欣法则”是指：在金银复本位制这样的典型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都是主币，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亦称良币）必然被人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亦称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例如，当国家规定1枚金币兑换15枚银币的法定比价，而市场价为1枚金币兑换16枚银币时，人们就会先按市场比价用1枚金币换16枚银币，然后按法定比价用15枚银币换1枚金币，结果就赚取1枚银币的套利利润。当人们用15枚金币按市场比价换取银币，然后再按法定比价换回金币时（不考虑兑换的交易费用），就会多得1枚金币，人们就会将多得的金币收藏，或熔化成金块，或输出国外。如此循环往复，必然使流通中的价值含量相对高的金币越来越少，价值含量相对低的银币则充斥市场。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从历史上看，复本位制度却并非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