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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工业中。在19世纪中期以前，染料是从自然资源获得的：植物，昆虫，甲壳类动物，
以及某些矿物。到19世纪末，合成生产出的染料几乎完全取代了这些自然的产物。这场
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856年威廉·亨利·珀金发现了一种新的染料，它可以把丝绸染
成一种红紫色（苯胺紫）。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学生，而且他所发现的染色物质则是从
事生产合成奎宁的不成功实验的最后结果。生产这种染料的原料是煤焦油，而煤焦油则
是通过蒸馏法生产从煤中提取的照明气体的过程的副产品。珀金开始成批生产新的苯胺
紫染料，而且在随后几年，一种新的工业产生了。这种新的工业的基础就是能够合成现
有的通常是从自然产物中获取的染料或者创造全新的合成染料的化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新的染料比较便宜，而且染色也较快。我们也许看到了这种新的工艺和技术在一种
染料——苗草红或“土耳其红”——的历史中的革命作用。19世纪60年代，茜草红是从
茜草属植物茜草根中提取的；而苗草属植物则是普罗旺斯的主要农作物，而且在西班牙
北部、意大利、希腊和北非被大面积种植和栽培。几十年之后，合成的茜草红几乎消灭
了西草属植物农业，而在今天，茜草属植物只是作为珍品在植物园中种植。
与许多比较早的合成染料大不相同，茜草红——染料化学家维特认为（哈伯1958，
83）——是“化学研究中一种新的趋势，即有目的的化学的第一个结果”（“人工合成
的基本原理”；见O．N．维特1913，520）。化学家们现在被组织起来，以把他们的研究
引向特定的技术和工艺目标。最后一种被合成产品取代的天然染料是靛蓝，它的生产几
乎是完全由英国人控制的。早在1880年，靛蓝实际上就已经合成了，但是，这个制作过
程比较缓慢，而且代价也相当大。在合成的靛蓝1897年上市之前，引导这方面的研究，
把从事工业研究的化学家们的科学劳动及其学术成果集中起来，花去了17年的时间。巴
登州的苯腔和碳酸钠制造厂为此投入的费用合计达五百万美元，这是到那时就单个研究
项目所投入费用的最高数目。三年以后，德国的总产量相当于从25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
的靛蓝的产量（布隆克，1901）。
正是在染料工业中，科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巨大的技术和工艺力量。广大地区的整
个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了，这正像以前专门用于种植和栽培茜草类植物的土
地或者被翻耕转向种植葡萄或其他作物，或者被迫休耕或荒芜一样。国家和世界的命运
受到应用化学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染料工业，但
到了1881年，它则成了世界上几乎一半染料的生产国。到18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刀叽，
到1900年则达到SO…90％。德国的制造商成功地夺取了世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
们“能够利用一大批相当能干的化学家；这些化学家对研究的通常是不辞劳苦的热爱，
是除瑞士外的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哈伯1958，129）。最后，还应当注意到，由于不
稳定的染料是易爆炸物，所以，德国由政府倡导和资助的染料工业在为世界战争生产着
一个潜在的武器库。
认识应用化学中的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注意到，英国的东印度
公司1896年出口的依靠天然原料生产的靛蓝，其价值达350万英镑之多，到1913年，这个
数字跌至6千英镑。此外，1913年德国（合成靛蓝的主要生产者）出口的靛蓝的价值约为
200万英镑。但是，其他一些资料表明，这场革命的全景是，在这十七年间，靛蓝染料的
价格由每磅约8个先令下降到每磅约3．5先令（见芬德利1916，237）。
第22章 三位法国人的观点：
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
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出现在19世纪三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
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著作中。这三个人都发展了一种历史变革的哲学，
在这种哲学中，科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这三个人都曾设想，在不久的将来，
社会科学将达到天文学和数学已经达到，而“生理学”（生物学）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
的一个高级的和确定的状态。
亨利·圣西门：革命和科学宗教
亨利·圣西门（1760－1825）是思想史上一位有趣的人物，因为，尽管他实际上并
不了解科学，但他却雄辩地论述了科学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设想，科学家在重新组
织社会方面将发挥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晚年他不再迷恋科学，而且——更特别
地——对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接受他自己的思想失去了信心，但是，他所设计的一个更
美好的社会蓝图却总是强调科学思想和科学理想的重要性。他甚至渴望一种有科学家…牧
师的科学宗教，并且梦想物理学家就像是教皇那样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盼望在一个
不太久远的将来，将对科学以及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造，从而保证科学为了所有
劳动者的利益而“完善工艺”（见曼纽尔1956；1962，113）。
今天，当人们记起圣西门时，通常把他看作是一位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
想家，一位科学崇拜的早期的鼓吹者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的一位前驱。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称赞圣西门的政治和社会
思想。他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
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19
35，38。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1页）。埃米尔·徐尔干则称圣西门为
“实证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下面一个引自圣西门《论人类科学》的论述
（1865－1878，40：25—26；转引自曼纽尔1956，113）可以看见现代实证哲学的发端：
一切科学开始都是推测性的。事物的伟大秩序注定了它们都将成为实证的科学。天
文学开始是占星术；化学的起源不过是炼金术；曾经长时间在江湖骗术中挣扎的生理学，
今天则是建立在已观察到并且得到证明的事实之上的；心理学现在开始把自己建立在生
理学的基础之上，并且从自身中清除了它曾立足于其上的宗教的偏见。
在他的《给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信》（写于1813年）中还预言，社会科学将成为与天
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处在一个层次上的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没有使用
“实证的”这个术语来描述精密科学；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在1807年；见曼纽尔，
1956，132）。他根据科学相继“从迷信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同上）的次序，在后
来奥古斯特·孔德进行阐述之前，对科学的等级层次作了划分和说明。与孔德一样，他
认为，生理学只是刚刚进入或将要进入“实证的”状态。他在《给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信》
中写道（1865－1878，15：39…40；英译本见曼纽尔1956，133），“生理学仍然处在一
个不幸的地位或状态，而占星学的＇原文如此！＇和化学科学已经越过了这一位置或状态”。
他还说，“生理学家现在被迫从他们中间驱逐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这正像
天文学家驱逐占星术士和化学家驱逐炼金术士一样。孔德将乞灵于关于占星术士和炼金
术上的同一个形象。
圣西门写的三部主要著作都与科学的主题直接相关：《19世纪科学著作概览》（18
08），《论万有引力》（1813年12月），以及《论人类科学》（写于1813年1月，但直到
1858年才发表）。正是在《论人类科学》中，他最充分地发展了他关于科学中革命的理
论。在该书两部分的第一部分的一个附录中，圣西门对革命作了探讨。这个探讨采取了
“写给生理学家的信”的形式（1858，382－386）。如果他们会“大胆地支持我的话”，
那么，“几年以后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和有益的革命”。然后，圣西门说，历史表明，科
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依次说来，每一次革命都是下一次革命的原因和前一
次革命的结果。圣西门说（1858，382…386），这一番扼要的重述“将证明，下一次革命
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