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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革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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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指出,“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表”,教科书“必须重写”,“必须用更正确的
术语修正和重新表述既成的理论”,“必须用新发明的方法着手解决若干时代以来一直
潜伏着的问题”。他说,“把自然看作是能量转换的运动场”的这些结果,应该看作是
“科学思想领域中的革命”。但是,在他随后对这些发展的描述中,“革命”这个词和
概念显然是找不到的。
    尽管利昂·埃里拉和其他人认为科学是一个持久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不管是革命
的还是进化的),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愈益壮大的思想运动,它认为科学是有限的,
而且在某些领域是几近完成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似乎都持这一观点,虽然化学家和天
文学家也都表达了这一观点(见巴达士,1972)。关于科学的圆满性的这个含义的设想,
是麦克斯韦在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卡文迪什教授的就职演说(1890,2:244)中提出来
的,即“在几年之后,留给科学家们的唯一工作将是把'大的物理常数的'这些量度推进
到另一位小数”。麦克斯韦本人一直在发挥这个观点,可能只是抵制它,但是L.巴达土
(1972)指出,这个观点可能比通常人们所设想的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自然
科学家中间是如此。
    关于这个“下一位小数”集合的一个经常被引据的例子是A。A.迈克尔逊,他以测定
光速和参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而闻名。在芝加哥大学1898-1899周年大事表中,他发表
了他就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的忘我精神发表的演说的一个摘要,有一部分是这
样说的(引自巴达士,1972,52):“尽管我们从来都不敢有把握地断言物理学的未来
没有甚至比过去的那些人物更令人惊叹的非凡人物,但是,绝大多数主要的基本的原则
似乎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未来的真理要在第六位
小数中寻找”。迈克尔逊的同事R.A.密立根认为(1950,23-24),这位著名的物理
学家就是开尔文勋爵。密立根说,迈克尔逊后来可能“为这句话而深深地自责”;但是
迈克尔逊在不止一个场合重复过这个说法。1903年,他在《光波及其应用》一书中说:
    在测量科学中如何运用极限值呢?简单和一般说来,答案似乎是:在所有未来的发
现中,大部分发现都必定在这个范围之中。物理学比较重要的基本规律和事实都已被发
现,而且这些规律和事实现在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起来,以致由于新发现的原故而取代
它们是极其不可能的。不过,人们发现,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规律来说,有许多明显的例
外,而且,当观察达到一定局限,也就是说,当实验的环境达到能够考察极端的情况时,
尤其如此。这样的考察可以肯定不会推翻规律,而是将发现其作用产生明显例外的事实
和规律。
    1897年,在伦敦出版了查尔斯·埃默森·柯里写的一本书《电和磁的理论》。我不
知柯里为何人(他的名字并未出现于《国民传记辞典》和《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在
《世界科学名人录》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书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而作者显然
是相当有些名气的,从而有幸请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作序。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学科,除去电学和磁学外,在科学目前的状态下,都可以被看作是
结束了的,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在它们当中只发生了某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后来因
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当出名的两位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现出对
物理学之未来的悲观主义。1875年,普朗克曾为在古典语文学、音乐和物理学这些学科
中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而感到为难。他不顾菲利普·J.G.冯·乔利的劝告,选择了物
理学。乔利教授曾经告诉他,在那一学科中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迈斯纳1951,75)。密
立根(195O,269—270)说,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社会科学的新的“活的”领域
刚刚在开辟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同学“继续讥笑他坚守一种像物理学这样的‘已经完成
的’而且是‘死的学科’”。
    19世纪有关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个历史,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写成一本书。三
位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我们将在稍后一章中探讨。但是,我们将首先转向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即达尔文
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达尔文的革命使进化这个概念广为流传,这个概念对于削
弱一些科学家对存在科学革命的确信最终起了促进作用。

第十九章 达尔文的革命

    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
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
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
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
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
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
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
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
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
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
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
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
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
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
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
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
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
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
威克。这个颇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
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
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
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
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
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
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
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
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
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
《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19.1),
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
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
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
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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