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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往东印度群岛，“船作为信使去传播这场非凡的革命的喜讯：通过这场革命，二位
尊贵的陛下荣登宝座，全国上下普天同庆。”欧文顿谈到“查…埃格伯反对他父亲的造反”
时（new ed，1929，pp．1O8－109），也使用了“revolution”这个词，以暗示一种复
辟。他“日复一日地盼望着出现一场如意的革命，”欧文顿说，“那时他就有可能重返
印度，他所希望的是父亲的去世会把他召回故里。”
在革命的新时代，早期的一部关于英国革命的著作很有新的现实意义。安东尼·阿
沙姆的《政府的混乱和革命》（1649；参见扎戈林1954，Ch．5）是在其1648年出版的著
作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他是在一般意义上而非特殊意义上使用“混乱和革命”这个词
组的，在光荣革命之后他的这部著作之所以看起来很重要，是因为他从政治上对合法的
和不合法的君主制政权进行了探讨。
再介绍一F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对“revolution”的用法，我们的讨论大概
可以就此为止了。霍布斯完全熟悉“revolution”这个词传统上的科学含义，他在关于
几何学和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也就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在著述中曾谈到过
“逆运转”，“本轮”，以及意指完整循环运动的公转。在其对“英格兰内战的研究”
或Behemoth（pt．4，conl．）中，霍布斯把这个科学术语转用到政治方面，他（正像我
们看到的那样）写道：“这场革命”就是“最高权力在循环运动，循环是在一父一子两
个篡权者之间进行的，从已故的国王开始，到他的儿子为止。”
不过，当霍布斯着手“描述一场突然的政治变革”（斯诺1962，169）时，他——像
培根、柯克、格雷维尔和塞尔登一样——“使用了‘造反’、‘叛乱’、‘颠覆’等词。”
洛克在《自然法则论文集》和《人类理解论》这两部著作中都使用了“revolution”这
个词，用来指地球围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她的“每年一周的公转”），并且把太阳说成
是行星“公转”的中心（斯诺1962，172；拉斯莱特1965，55）。在政治领域中，洛克曾
对弗朗索瓦·贝尼埃《最近一次国家革命的历史》进行过认真而细致的研究，他仿效贝
尼埃用“革命”这个术语来指已经完成的改朝换代。他的著名的《政府论（下篇）》，
因其为光荣革命辩论和对以契约为基础的政府理论的介绍而享誉天下，“revolution”
这个词他在书中只使用了两次（bk．2，&；&；223，225），每次都是用来指一种政
治上的循环，通过循环，恢复某种以前的涉及宪法问题的状态，因此他提到了“人民迟
迟不肯放弃他们的旧的制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我国发生的许多次革命中，在现代
和过去的时代，仍然使我们保留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我们的旧的立法机关，
或者经过几番毫无结果的尝试后仍然使我们重新采用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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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科学革命：对科学革命的首次承认
许多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罗杰·B．梅里曼（1938），H．R．特雷弗…罗伯（1959），
E．霍布斯鲍姆（1954），以及J．M．古利姆特（1975）等，已经注意到了17世纪中叶在
欧洲的不同地区——美国，法国，荷兰，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以及其他一些
地方——几乎同时发生的起义、暴动或革命。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不稳定因素
的时期，并且，看起来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革命，而不同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
这一革命特定的表现形式。那时，正如特雷弗…罗琅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普遍的
危机”，这对于当时思维敏捷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led3年1月25日，杰里迈亚·惠特
克在众议院的一次讲道中宣称：“这些日子是令人战慄的日子，”而且，这种“战慄是
世界性的：它出现在帕拉坦，波希米亚，德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以及英
国”（参见特雷弗…罗珀1959，31，62n．1）。
17世纪也是科学革命的时代。1642年英国的第一次内战，恰恰始于伽利略的《两种
新科学》这部运动学的奠基性著作发表四年之后，笛卡尔的《方法谈》和《几何学》发
表五年之后。牛顿的《原理》是科学革命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著作，它出版于1687年，
亦即光荣革命的前一年；事实上，这本书是奉献给詹姆斯二世和皇家学会的。与17世纪
的政治革命相比，科学革命在许多方面更为彻底、更富有创新性，而且业已证明，它的
影响更为深远。不过，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把科学革命与在同一世纪发生的其他革命
联系起来，也不曾有人推测说：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那种革命精神也许与导致科学巨
变的那种精神是同一的。
确定科学革命的深度和广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17世纪已经初具规模的科学学科与
其在中世纪末最为相近的学科作一番比较。我们来考虑一下重要的运动问题吧（因为
“忽视运动就是忽视大自然”）。中世纪的学者们，按照通常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
运动理解为从可能到现实的任何一种变化。因此，运动规律并不仅仅限于位移（位置的
变化），它还要涉及任何一种能够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加以量化的变化，其中包括随着
年代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的重量，甚或天惠的获得与丧失。在14世纪，当学者们对位移
加以特别考虑时，他们就充分意识到了，运动既可能是匀加速的，也可能是非匀加速的，
而且这些学者还能够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匀速运动速度的大小与加速运动速度的平均值
相等的话，那么，在给定时间里，匀加速运动与同一时间内的匀速运动是完全等效的。
然而，14世纪的数理哲学家以及15世纪讨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把这些数学原
理应用于物理事件例如落体运动上，以便对它们加以检验。另一方面，伽利略在对这一
问题的探讨中并未把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原理看作是纯数学的抽象，而把它们看作是
在实验中制约着实际的物理过程和事件的定律。伽利略甚至用著名的斜面实验，对自由
落体定律进行了检验和确证，他在《两种新科学》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伽利略对这些定
律的阐述，与其14世纪的前辈们的阐述相比，在数学方面没什么差别，不过，他的数学
是在物理学语境中表述的，而且用物理实验进行了检验。斯蒂尔曼·德雷克（1978）发
现，伽利略的一些难以理解的笔记，原来记的是一组当时所做的实验，这些实验使伽利
略发现了这些定律。
这类例子向我们表明，通过与数学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实验来发现原理，在经验的关
系域中建立起科学定律，以及通过实验检验来考察知识的有效性，这些是多么新颖和富
有革命性啊。在传统上，知识是以信念和直觉、理性和天启为基础的。新科学不再把所
有这些作为理解大自然的手段了，而是把经验——实验和批判性观察——作为知识的基
础和对知识最终的检验。推论像学说本身一样具有革命性。这是因为，不仅新的方法把
知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了，而目，它还意味着，无论对什么人来讲，名人的话
未必就是非信不可的了；人们可以用所掌握的经验对任何一种命题和理论加以检验。因
此，17世纪新科学所考虑的，并非是著者或呈报者的身份。地位或学识方面的情况，而
是其呈报中的正确度，是他对科学方法的正确理解，以及他在实验和观察方面的技能。
现在，就连最普通、最卑微的学生也能对最伟大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定理进行检验
（甚至能指出其存在的错误）。因此，知识所具有的是民主性而不是等级性，并且，知
识更多依赖的不是少数精英的洞察，而是某种适当的方法的应用，这种方法，任何具有
足够才智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而且能用来掌握新的实验和观察原则、了解从资料中
得出恰当结论的途径。由此可见，对科学革命期间整理这种方法的人们理应给予很多重
视，这样做不足为怪。这些人，加培根、笛卡尔、伽利略、哈维以及牛顿等人，都曾著
书立说，阐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
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科学家们，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这种直接求助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