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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曼斯基看来，这么做对他、对公司、对莎兰德本身都好。他将麻烦的私调部门缩减到只剩一名全职员工，那是个较年长的同事，除了例行公事游刃有余之外，还能处理征信事务。至于复杂或棘手的任务则全交给莎兰德和其他约聘者，后者是独立承接案件，万一出状况，米尔顿安保其实可以不必负责。由于他经常有案子交给她办，因此她收入还不错，原本还可以更好，但莎兰德总是得看心情工作。
阿曼斯基也不勉强她改变，只是不许她见客户。今天的任务却是例外。
这天，莎兰德穿了一件黑T恤，上面印着露出獠牙的外星人和“我也是外星人”等字样。下半身的黑裙边缘已经磨损，外头罩上破旧的黑色中长皮外套，再加上铆钉腰带、厚重的马汀大夫靴和红绿相间的横条长筒袜。她脸上的妆色调怪异，显示她可能有色盲。总之，她是特地装扮了一番。
阿曼斯基叹了口气，将目光移到穿着保守、戴着厚眼镜的客人身上。迪奇·弗洛德是个律师，他坚持要见见写报告的员工，并当面问问题。阿曼斯基已经尽可能地以莎兰德感冒、出远门或忙于其他工作等借口推脱，以避免他们碰面，但律师却淡淡地回答说没关系，事情不急，他大可以等个几天。到头来终于避无可避，只得安排这次会面。此刻，看上去已年近七十的弗洛德很明显地看着莎兰德看得出神，而莎兰德也以不带丝毫热情的表情怒目回瞪。
阿曼斯基叹口气后，再次看着她放在他桌上、标示着“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的讲义夹。这个名字工整地印在封面上，后面还有社会安全号码。他大声念出名字，弗洛德先生这才从着魔的状态中惊醒，转向阿曼斯基。
“好啦，关于布隆维斯特，你能告诉我哪些事？”他问道。
“这位是负责写报告的莎兰德小姐。”阿曼斯基顿了一下才又接着说，他脸上带着微笑，试图增加对方的信心，但口气中却有些心慌道歉的意味。“别看她这么年轻，她可是我们最顶尖的调查员。”
“我绝对相信。”弗洛德的冷淡语调透露出他言不由衷。“说说看她有何发现。”
弗洛德显然不知该如何与莎兰德应对，因此决定对她视而不见，转向阿曼斯基提问。莎兰德嚼着口香糖，吹了个大泡泡，然后没等阿曼斯基回答便说道：“请你问问客户想听长的还是短的版本。”
尴尬地沉默片刻后，弗洛德终于转向莎兰德，为了弥补对她的伤害，便改用长辈的慈祥口吻对她说：
“如果这位小姐能口头总结一下，我将十分感谢。”
有一度她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仇视神情，弗洛德不禁感到脊背发凉。但就在一瞬间，她的眼神立刻变得柔和，弗洛德又怀疑是否自己眼花了。她开口时，简直恭敬得有如公仆。
“请容我先声明一点，这次的任务并不特别复杂，只不过工作内容本身的描述有点模糊。你想知道‘所有能挖得出来’有关于他的事，却未明说特别想查哪些事，所以这份报告有点像是他一生的杂录，虽然共有一百九十三页，但有一百二十页都是他写的文章或剪报拷贝。布隆维斯特是公众人物，几乎没有秘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但他毕竟还是有秘密吧？”弗洛德说。
“每个人都有秘密。”她平淡地回答。“只是要去发掘出来罢了。”
“说来听听。”
“布隆维斯特生于一九六○年一月十八日，现年四十三岁。他生在博尔兰格，但从未住过那里。他出生时，父母库尔特和阿妮塔都在三十五岁左右，现在两人都死了。他父亲是装机器的工人，经常跑来跑去，而母亲呢，据我所知，一直都是家庭主妇。麦可上学以后，全家搬到斯德哥尔摩。他有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叫安妮卡，是个律师。另外还有一些表兄弟姐妹。你准备替我们倒咖啡吗？”
最后这句话是对阿曼斯基说的。开会前他命人用热水瓶备妥咖啡，此时正仓促地压出三杯咖啡来，一面以手示意莎兰德继续说。
“所以一九六六年，他们住在小埃辛根。布隆维斯特先是在布罗玛上学，后来到国王岛上预备学校。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讲义夹里有成绩单拷贝。在预备学校期间，他选修音乐课，还在一个名叫拔靴带的摇滚乐团担任贝司手，而且乐团曾经推出单曲，一九七九年夏天在广播电台上播过。预备学校毕业后，他到地铁站当收票员，存了点钱之后出国。他离开了一年，多半都在亚洲游荡——印度、泰国，然后又跑到澳大利亚。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开始在斯德哥尔摩上新闻课程，但只上一年便休学入伍，在拉普兰的基律纳当步枪兵。那算是个很糙的单位，但他表现得很不错。退伍后，他完成了新闻学位，之后一直在新闻界工作。你要我说得多详细？”
“说你认为重要的事就好。”
“他有点像是《三只小猪》里那只勤劳猪。到目前为止他都是个杰出的记者。八十年代，他接很多临时工作，先是在外地报社，后来才到斯德哥尔摩。我列了清单。关于‘熊党’的新闻是他的转折点，就是他认出那群银行劫匪。”
“小侦探布隆维斯特。”
“他恨死这个绰号，这倒不难理解。如果有人敢在报纸版面上叫我‘长袜皮皮’①，我就把他们打到鼻青脸肿。”
① 长袜皮皮（Pippi Longstocking），林格伦最受欢迎的作品“长袜皮皮”系列中的主角，她是个满脸雀斑、腿上穿着不同颜色长袜的九岁女孩，她力大如牛、很有正义感，是全世界儿童读者心目中的女英雄。
她阴阴地瞥向阿曼斯基，他则心虚地咽了一下口水。他已经不只一次把莎兰德想成长袜皮皮。只见他挥挥手让她继续。
“一项消息来源显示，在那之前他一直想当刑事新闻记者，还曾经在某晚报实习过，后来却是以政治财经报道成名。他起初是签约记者，到八十年代末才在一家晚报找到全职工作。一九九○年，他离开那家报社，协助创办《千禧年》月刊。那份杂志背后没有任何大出版社撑腰，一开始完全不在状态，如今销售量已经达到每个月卖出两万一千份。他们的办公室在约特路上，离这里只有几条街。”
“左派杂志。”
“这得看你的‘左派’怎么定义。一般大众把《千禧年》视为社会评论杂志，但我猜无政府主义者会觉得它跟《竞技场》、《前沿》一样，属于小中产阶级的烂杂志，而温和的学生团体则很可能认为该杂志的编辑全都是共产党员。没有证据显示布隆维斯特曾经活跃于政治圈，即使在他上预备学校、左倾风潮盛行年间也一样。他在新闻学院埋头苦读时，和一位当时在工会组织中十分活跃的女孩同居，那女孩如今是左翼党的国会代表。他之所以被贴上左派标签，主要应该是因为他当财经记者时，专门调查报道企业界的贪腐情形与可疑交易。他曾经做过一些对大企业家和政客极具破坏性的个人特写——那些人大多是罪有应得——导致许多人辞职，也引发连串的官司诉讼。其中最著名的阿波加案，最后有个保守派政治人物被迫下台，某位前议员也因为盗用公款被判刑一年。揭发罪行实在不能拿来当做判定一个人左倾的标准。”
“我懂你的意思。还有什么吗？”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关于阿波加案，另一本叫《圣殿骑士团》，三年前出版，是关于财经报道。我没看过这本书，不过从书评看来似乎颇有争议，在媒体引发不少讨论。”
“钱呢？”弗洛德问。
“他不是很有钱，但也饿不死。所得税申报书附在报告里。他银行里大约有二十五万克朗，包括一笔退休基金和一笔储蓄存款。他另外一个账户里约有十万克朗，专门用来支付工作、旅行等费用。他有一间合作公寓，在贝尔曼路，六十五平方米大，房贷已经付清，没有借贷或负债。他还有另一项资产，位于群岛间的沙港。那是一栋二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装潢成夏日水边度假屋，就在全村最美的角落。很显然是他的一位叔伯在四十年代买的，当时一般普通人还有此能力，最后小屋就落到布隆维斯特手中了。他们将家产平分，所以他妹妹分得双亲在小埃辛根的公寓，布隆维斯特分到小屋。我不知道小屋的现值多少——肯定有几百万，但话说回来，他好像没有出售的打算，而且还常去沙港。”
“收入呢？”
“他是《千禧年》的所有人之一，但每个月只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