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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范耶尔家族里没有人离婚。”
“我已经快二十年没见过我丈夫。”
“怎么了？”
“这不关你的事。我也应该有……三年没有发生性关系了。”
“真令我惊讶。”
“为什么？这是供需的问题。我对男朋友或已婚男人或同居人没兴趣，我还是一个人最好。那我去跟谁做爱？学校里的老师吗？我认为不行。学生吗？正好为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舌妇提供有趣的话题。而且大家都眼睁睁盯着姓范耶尔的人。而在这海泽比岛上除了亲戚就是结了婚的人。”
她弯身向前，亲亲他的颈子。
“我有没有吓着你？”
“没有，不过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我在替你叔叔工作。”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但说实话，亨利很可能不会反对。”
她跨坐在他腿上，亲吻他的嘴。她的头发还没干，闻得到洗发精的香味。他笨拙地解开她法兰绒衬衫的扣子，往下拉到肩膀处。她没有戴胸罩。当他吻她的胸部时，她用力贴了上去。
毕尔曼绕过办公桌，拿银行的账户明细给她看——那里头的每一分钱她都一清二楚，只不过现在无法任意使用。他站在她身后，冷不防地便开始摩挲她的颈背，其中一只手还从她的左肩划过她胸前。他把手放在她右边胸部上，然后静止不动。见她无意反抗，便顺势捏了几下。莎兰德没有动，她可以感觉到他的气息喷在她脖子上，一面则打量着他桌上的拆信刀；她空出的手可以拿得到。
不过她什么也没做。这些年来，她从潘格兰那儿只学到一件事，那就是冲动行事会惹麻烦，而麻烦可能导致令人不快的后果。她做事一定三思而后行。
一开始的性侵害——在法律上定义为对于无独立自主能力者进行性骚扰与剥削，理论上可以让毕尔曼关上两年——只持续了几秒钟。但这足以跨越界线，无法回头。对莎兰德而言，这是敌方在展示武力——代表着撇开他们之间小心定义的法律关系不谈，她仍得任凭他处置，毫无反击之力。几秒钟后，他们四目交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她看见他脸上的欲望。莎兰德自己却面无表情。
毕尔曼回到桌子另一边，坐到他那张舒适的皮椅上。
“我不能随你的意思给你钱。”他说：“你为什么需要这么贵的计算机？要打电玩，还有很多便宜的款式可以选。”
“我想像以前一样自己管钱。”
毕尔曼对她投以怜悯的眼光。
“这得先看看情形。首先你得学着圆融一点，和别人好好相处。”
毕尔曼若能知道她毫无表情的双眼背后的思维，恐怕就不太笑得出来了。
“我想我们俩会成为好朋友。”他说：“我们要能彼此信任。”
见她没有回应，他又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莉丝。”
她点点头。
“过来。”他说着伸出一只手。
莎兰德瞪了拆信刀几秒钟后，才起身朝他走去。他拉起她的手压住他的胯下，她可以透过深色斜纹呢长裤感觉到他的性器。
“如果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
他用另一只手钩住她的脖子，拉她跪下，让她的脸正对着他的裤裆。
“这事你以前做过吧？”他边说边拉下拉链。他身上的味道好像刚刚用肥皂和水清洗过。
莎兰德将头别开，试图起身，但他很用力地压制她。论力气，她比不过他；她四十公斤而他九十五。他用两手抓住她的头，将她的脸转过来，两人视线交汇。
“如果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他又重复一遍。“如果你惹麻烦，我可以让你在精神病院关一辈子。你希望这样吗？”
她没有搭腔。
“你希望这样吗？”他再说了一遍。
她摇摇头。
他等着她低头，并视之为屈服，然后将她拉近。莎兰德张开嘴，将那东西含进口中。他仍紧抓着她的脖子，粗暴地扯着她靠上来。他又撞又压了整整十分钟，她一直觉得作呕，当最后射精时，他抓得她好紧，让她几乎窒息。
他让她进办公室的洗手间。莎兰德全身发抖，一面擦脸，一面试着洗掉毛线衫上的污渍。她嚼了一点牙膏，想消除口中的味道。回到办公室时，律师正无动于衷地坐在办公桌前研究文件。
“坐下，莉丝。”他头也不抬地说。她坐下来。最后他看着她露出笑容。
“你已经长大了，对吧，莉丝？”
她点点头。
“那么你也得会玩大人的游戏。”他用对小孩说话的口气说道。她没有回答。他微微皱一下眉头。
“我想你最好不要把我们的游戏告诉任何人。你想想看，谁会相信你？有一些文件数据注明你‘精神异常’。你要和我对质，你认为谁说的话会比较有分量？”
他见她仍不答话便叹了口气。她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实在令他恼火——不过他克制住了。
“你和我，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他说：“你今天来见我，做得很对。你随时都能来找我。”
“我需要一万元买电脑。”她说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持续之前中断的话题。
毕尔曼扬起眉毛。迟钝的贱人。她真是他妈的智障。他递出支票，是趁她在洗手间时开的。这比嫖妓划算，用她自己的钱来付。他露出傲慢的笑容，莎兰德拿过支票便即离去。
第十二章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
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强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身体和衣服上所残留的精液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诱的或强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性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日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吸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银行户头的控制权——是民主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政府，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入侵吞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饱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足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交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干涉她生活方式与交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粗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