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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庭——一对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十七岁时，莎兰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两次因烂醉而被送到急诊室，还有一次很明显地嗑药。其中有一次她被发现衣冠不整、烂醉如泥地倒在车后座，车子停在梅拉斯特兰南路上，车上还有个年纪大她许多，但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十八岁生日的三星期前，当时她完全清醒地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一名男乘客的头。她被指控伤害他人。莎兰德声称那个人摸她，并有目击者证实她的说词，检察官便决定不予起诉。但鉴于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执行精神评鉴。由于她仍依惯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配合检验，国家健康福利部咨询的医师们只得根据“对患者的观察”作出评断。倘若面对的是一个交叉双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年轻女子，又能观察出什么结果来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断就是她肯定有某种情绪障碍，而且不能置之不理。这份医疗/法律报告建议患者接受封闭的精神疗养院照护。社会福利部门某副部长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学专家们的结论。
至于她的个人记录，专家们最后的诊断是滥用酒精与药物风险极高，且缺乏自觉。当时她的档案记录簿里充斥着内向、受社会压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恋、病态与反社会行为、合作困难、无法同化学习等等字眼。凡是看过莎兰德档案记录簿的人都可能认定她有严重的智障。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对她不利，社会福利部门的街头巡逻人员有几次看见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厮混。有一回，她在丹托伦登公园被拦下搜身，当时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上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人员担心莎兰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为妓女。
当地方法院——决定她未来的机构——开庭判决此案时，结果似乎早成定论。她明显是个问题儿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专家与社工人员的建议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决。
举行听证会当天早上，莎兰德被人从儿童精神病院——自从旧城区事件后她便被关在这里——带到法院。她觉得自己像个集中营的囚犯：没有希望活过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潘格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他并非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师。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坚决地站在她这边，并强力抗议住院的决定。她并未扬起眉毛之类地显露自己的惊讶，但却仔细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潘格兰反诘当初签名建议将莎兰德关进医院的耶斯伯·罗德曼医师，两个小时下来的表现令人喝彩。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医师评鉴的每项细节，进而要求医师解释每项陈述的科学根据。结果发现，由于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测试，医师所下的断论其实全凭臆测。
听证会最后，潘格兰暗示：强制住院大概不只违反国会对于类似情形的决议，本案例更可能成为政治与媒体报复的议题。所以，为大家着想，最好另外找出适当的解决之道。在协商此种状况时使用这样的言语并不寻常，法院的人员都显得紧张而局促不安。
最后结果也是采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兰德确实有情绪障碍，但情况尚不需强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将社会福利部主任对于设置监护人的建议纳入考虑。庭长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转向一直担任她的受托人的潘格兰，问他是否愿意承担监护之责。庭长显然认为潘格兰会退缩，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不料他却说自己很乐意担任莎兰德小姐的监护人，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莎兰德小姐必须愿意信任我，并接纳我为她的监护人。”
他转身面向她。一整天来来回回的言词交锋，让莎兰德脑子有点混沌。在此之前，谁也没问过她的意见。她看着潘格兰许久，然后点了一下头。
潘格兰是法律专家和旧派社工的奇特混合体。最初，他是社会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后来几乎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这个监护对象确实是他所接触过最难应付的一个，但他二人之间终究产生了一种勉强的敬意，几近于友情。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十一年，从她十三岁生日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他们每个月都会约定见面，那天潘格兰没出现，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虽然可以听见屋里有声响，他却没来开门，她便顺着排水管爬上四楼阳台。她看见他躺在门厅地板上，意识清醒但无法说话或移动。她叫了救护车，陪他到索德医院途中，她渐渐因为惊慌而胃绞痛。整整三天，她几乎都待在加护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视每个进出那扇门的医师护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来回地走，一有医生靠近便直盯着看。终于有个医生——她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带她到一个房间，向她解释情况的严重性。潘格兰先生因严重脑出血病况危急，恐怕不会再恢复意识。他才六十四岁。她没有哭也没有表情变化，只是站起来，走出医院，再也没有回去。
五星期后，监护局召唤莎兰德与新的监护人作首次会面。她的第一个冲动是不予理会，但潘格兰已经让她深深意识到每个举动都会有所影响。她学会了分析后果，因此得到的结论是：脱离目前困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表现得似乎很在意监护局的意见，以便让他们满意。
于是十二月，调查布隆维斯特期间她抽了个空，来到毕尔曼位于圣艾瑞克广场的办公室，一名年纪较长、代表监护局的女人便在这里将莎兰德厚厚的档案交给毕尔曼律师。女人和善地询问莎兰德的近况，见对方以闷不吭声作为响应，她似乎很满意。约莫半小时后，她便独自离去，将莎兰德留给毕尔曼律师处置。
莎兰德确定自己不喜欢毕尔曼。她趁着律师翻阅她的档案时偷偷研究过了。年纪五十多岁。高个。星期二、五打网球。金发。头发渐稀。下巴有个小凹洞。胡戈波士刮胡水。蓝色西装。红领带加上金色领带夹，还有刻着姓名缩写NEB的装饰袖扣。金属框眼镜。灰色眼珠。从茶几上的杂志分析，他的兴趣是打猎与射击。
认识潘格兰这些年来，他总会请她喝咖啡、和她闲聊。无论再怎么逃离寄养家庭或逃学，他也从未失控发过脾气。唯一真正惹恼他的一次，就是她在旧城区遭到那个人渣性骚扰后，被控伤害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你伤害了另一个人呀，莉丝。他的口气就像个年迈的老师，而她也耐心地将他责骂的每一句话当成耳旁风。
毕尔曼没有时间聊八卦。他马上就总结出：潘格兰并未遵守监护规定尽己之责，因为他显然允许这个莎兰德女孩负责自己的家用与财务。毕尔曼一开口就像审问似的：你赚多少钱？我要你给我一份你的财务状况记录。你平常都和谁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时缴吗？喝酒吗？潘格兰同意你在脸上穿那些环吗？有没有注意卫生？
去你妈的。
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后，潘格兰成了她的受托人。他坚持每个月至少见一面，有时候更频繁。她搬回伦达路后，他们更几乎成了邻居。他住在霍恩斯路，只隔着几条街，偶尔在路上巧遇还会相约到“吉飞”或附近其他咖啡馆喝咖啡。潘格兰从未试图强迫她，只是曾经找过她几次，替她买过一些生日小礼物。他说过只要她愿意，随时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几乎没有利用过这项特权。不过自从她搬到索德，每年圣诞夜去看过母亲后，她总会和他一起过节。他们会吃圣诞火腿、下棋。她其实对下棋没有太大兴趣，但学会规则后便未曾输过。潘格兰是个鳏夫，莎兰德则认为自己有责任怜悯他，以免他一人孤单过节。
她觉得自己亏欠他，而她向来不喜欢欠人。
先前是潘格兰将她母亲位于伦达路的公寓转租出去，后来因为莎兰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这间公寓约四十九平方米，破旧失修，但毕竟有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顶。
如今潘格兰走了，联系既有社会的另一条线也断了。毕尔曼是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绝不可能到他家过圣诞夜。他采取的第一步是设立新规定来管理她在瑞典商业银行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