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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看到她这个样子，大家的逗乐目的就算达到了，谁也不会真的要抢看她的罐子。
一天中午，趁热娜古丽高兴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她：你的罐子里装的都是啥？
她回答说：我不说。
我再问时，她只说一个字：美。
我说：你有一罐子美呀！我看一下行不行？
热娜古丽说得快而坚决：不行。
离开库尔班家那天下午，热娜古丽到丰收三场小学念书去了。吐拉罕冲我神秘地招手，随后轻手轻脚地从箱子上取下饼干盒子，掀开盖子让我看。
我正犹豫这样做好不好——我担心热娜古丽知道这件事后会受到伤害。这时盖子打开了，我所看到的东西令我不知所措。
老实说，我并没看到特别的东西，几片形状不同的胡杨树叶，几枚纽扣，几块橡皮和硬币，一个用旧了的沙包，一个羽毛球，几根铅笔芯，几粒玻璃跳棋子，几根皮筋和几只蝴蝶标本……
这就是热娜古丽当生命一样看护的东西，是她的百宝箱，是一罐子美！
若不是亲眼所见，你几乎无法相信这一切。被一个10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如此看重的宝贝，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许看都不愿看一眼。而成年人津津乐道的重大问题，在热娜古丽看来，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这就是差异或代沟。
站在一罐子美跟前，我惊讶得手足无措。
我多么期望每个人都能保存这样一罐子美呀！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一罐子美，对别人也许一文不值，对自己却贵重得要命。它只属于每个人自己，属于每一颗高尚而质朴的心灵。
一罐子美就是一个人全部的世界啊！
有这样的东西在身边，再远的路程再大的苦难也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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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人家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同班同学，初中三年总共六学期，我留了五次级；五五二十五，五四二十，起码三五一十五，一百五十个老同学总是有的。几十年后，回到厦门，集美的老同学聚在一起，有时也开玩笑地帮我计算老同学的名字，现在在哪里，当什么大医师、院长、教授、将领……各类专家。
“书读成这副样子！留这么多级！你每回还有脸借这么多书，不觉羞耻？”这是管图书出纳的婶娘骂我的话。
有时她干脆就说：“不准借！”
留那么多级还借那么多课外书，羞不羞耻？唔！不要紧的！
我只是烦！那些数、理、化、英文课本让我烦！不借书给我也烦！有没有脸借书这句话我至今好笑，借书还要脸吗？
我的第一篇文学“著作”是七十年前四五岁时写在故乡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全文是：“我们在家里，大家都有事做。”旁边还画了几个京剧脸谱。
“稿费”很丰富，挨了一顿痛打。
世上多的是这号人：放下前头好景致不看，干脆转过身来，一肚子气，总认为过去的都好，如此的耽误时光，空耗了力气，靠回忆过日子，苦瓜当饭，黄连煮汤，以为是天下第一味道。
世上写历史的永远是两个人。比如，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
几十年过去了，年轻时代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已成为漂亮的外婆和祖母。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人生就是按照诗的安排过下来的。
我的经验是，碰到任何困难都要赶快往前走，不要欣赏摔倒的那个坑。
对社会要世故，对生活对自己当然要孩子气。
卡夫卡说要客观看待自己的痛苦。要有节制。
那年我在意大利开画展。我画了一幅六尺的兰花，几枝兰花叶子，比较抽象。意大利人很喜欢。有人问这张画卖多少钱，我告诉他，中国的办法是一尺多少钱，他就说，没有画的地方也要钱？我说，那就把没画的地方剪掉，光买画过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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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山那边有一郎中，塌鼻子，读书不多，每天上午不做事，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午饭后睡觉，睡到一个大哈欠起床才开始门诊，但限定人数，只看三四十个号子——他晚上要去喝茶，从来不可耽误。
没有人看见他采药，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泡制的，几乎包治百病，疗效十分了得。这种药丸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深有浅，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大明白。
不光是药，他还有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对方拖入水塘，不论对方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他的指示，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志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辆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位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招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电子书下载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南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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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的雨伞对有史以来第一个撑着雨伞走在伦敦街头的英国人来说，人生绝非美丽的玫瑰花园。这位名叫乔纳斯·汉纳的男士，是一名博爱主义者，时间是公元1750年。而雨伞广泛地为一般人使用，是大约30年后的事情，在这30年间，乔纳斯·汉纳先生不断受到路上行人的冷嘲热讽，诸如“要不就乖乖去坐马车，要不就依照神的旨意淋着雨走吧”。
雨伞在18世纪的英国无法普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男人大多佩剑。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不但雨伞是种可笑的东西，同时带着雨伞和剑走路也几近不可能。为了不被雨淋湿而撑伞走在路上的人，在他人眼中似乎成了卑劣小人。
到了19世纪，人们终于不再随身佩剑到处走，而是以手杖或拐杖取而代之，但雨伞的地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