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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他认为所谓神灵诏示，其实就是潜意识的冠冕堂皇的化身罢了。无论如何，三十几年前，弗氏最初把这部分学说提出来的时候，他是相当不经心的，并且当时他用到“乱伦”一词，也是一个错误。因此，弗氏自己也时常提到当时这部分的学说很震骇一般人的耳目而受人咒骂。不过这种咒骂的态度，碰上弗氏这样一个意志坚强而爱好多辩的人，不但没有用处，反而变本加厉刺激他，教他更把这学说抬出来。
弗氏宣称说，程度尽管有不齐，形式尽管有不同，甚至于形式上尽管发生逆转①的变化，“俄狄浦斯症结是儿童心理生活里一个照例存在而很重要的成分”。他更进一步说，这症结是一切邪孽的源头，也是“一切神经病的真正的核心”，这些，都“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朗克（Rank）在那时候正和弗氏密切合作，也利用他在文学方面的博识，指证在戏剧的诗歌里，俄狄浦斯症结是一个时常遇见的音乐家所谓的主旋律，其在形式上尽管有些出入，但底子里总是这症结在那里活动与导引。最后，到1913年，在《图腾与禁①相传战国时代，楚王好细腰，宫中竟有饿死的女子，其实所好并不在腰，而在腰的上下两头，和数十年前西洋所流行的是一件事。②近年来中国女子用此种紧身褡的也渐多，但主要目的似不在束腰，而在束肚，至少已婚而已生育的女子注重的是后一个目的。③中国男子向亦崇尚须髯，三国时关羽有美髯公的称呼。晋王育、刘渊须长三尺，渊子曜长五尺，但只百余根。六朝时，崔琰须长四尺，谢灵运须美，其长过膝。明石亨、张敬修须皆过膝。清初有陈国忠，湖北公安人，其须亦长过膝，行则自两肩搭于背上。以上各例先后见《三国志》、《晋书》、《宋书》、《北史》、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四及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三。《香祖笔记》又引二例——赵统《诗话》：“杭人陆涛，言其乡有役为老人者，须长委地，行则辫而绕之颈”。《白醉琐言》：“攸县有徐寨主者，须十余茎，以囊盛之，舒之则其修二丈。”专说须长，多少已失审美的真意，而涉及了好奇爱异的心理。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说：“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所谓剃面大概是不利于须的存在的。忌》（Totem and Taboo）一书里，弗氏终于把俄狄浦斯症结的概念扩展到一个很广泛的程度，认为它是原始道德的根苗，有了它，原始人才有罪孽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便是宗教与道德的源泉了。哲学家康德所称的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以及宇宙之间种种主宰的神物，也都可以溯源到它：本来只是生身的父母，终于变做了上帝、命运、造化等等主宰的东西。
精神分析派的学者把俄狄浦斯症结看作如此重要，把它认作人类文化中很大一部分的基础，固然有他们的说法，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特殊的症结，不和文化发生联系则已，否则一定得和某一种特别的家族制度发生联系，而家族制度的形式根本上就不一而足。俄狄浦斯症结的先决条件是父权的家族制度。这在我们所最熟悉的欧洲各民族的历史里，固然是找得到的。但父权家族决不是一个古今中外普遍通行的一种家族制度，也何尝不是一个事实？家族的实质固然是生物的，但家族的形式却是由社会的影响陶铸而成。麦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他那本《未开化社会中的性与性的抑制》（Sex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里对于这一层阐明得很清楚（同时我们不妨注意，麦氏在开头的时候，对精神分析派的理论是多少有些偏袒的）。弗氏等所认为足以陶铸文化的种种症结，事实上要有了文化才会发生，文化的种类既不一而足，症结的发生即不免各异其趣。若说“一个太初的渔猎的部落，早就具备着许多现成的心理上的偏见、冲突、怪癖，和目前欧洲中等阶级的家庭里所有的一样，然后再向原始的丛莽中各自乱窜”，我们也是无法承认的。每一种文化一定有它的特殊的心理上的症结，这种症结是这种文化所必有的副产品；文化的演展在前，症结的发生在后，因果是不能倒置的。
又有进者，俄狄浦斯症结有一个假定，就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很早就有一种天然的趋势，要在它近亲的身上，发生性爱的经验，而这种趋势又是相当的强烈，非有严刑峻法的抑止，无法制裁。这假定又是对的么？一切人类学的权威都认为亲属相奸或相恋的冲动的自由发展是和家庭制度的存在根本不相容的，此种自由发展的结果，不但家制不成事实，整个的文化就无从出现。不过这种亲属相恋的趋势究属是不是天性的一部分，非发展不可，这些专家的意见便不一致了。人类婚姻史的权威韦斯特马克起初认为人类对于亲属相奸，是有一个确切的厌恶的本能的；弗洛伊德则主张从婴儿时期起，人类便有强烈的亲属相奸的自然倾向。麦林诺夫斯基承认韦氏所说的厌恶心理的存在，但认为这心理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所造成的，是“文化反应里的一个复杂的配合”。我自己的立场，多年以来，大体上可以说是这几家的一个折衷，就是：对于密切接触的人，一个人总有几分性的系恋，这种密切接触的人既往往是近亲，于是这种系恋的关系便叫做“亲属相恋”或“亲属相奸”了。汉密尔顿医师的研究里，发见男子中间，14％在童年时期曾有过亲属相恋的冲动；这种冲动并没有引起什么恐惧的感觉；男子中间，10％对他们的母亲偶然有过一阵性的感觉， 28％对他们的姊或妹有过同样的感觉；7个女子对她们的父亲，5 个女子对她们的兄弟，也复如此。这种感觉的事后追忆固然教他们有些难乎为情，但并不引起什么严重的良心上的责备。在寻常的形势下（例外的形势固然也总是有的），孩子对家中人也有些薄弱的性的系恋，但只要在家庭圈子以外，遇见了更可以留恋的新对象，这种原有的系恋也就被克服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到此所发见的，并不是一种反抗亲属相恋的本能，也不是什么天然憎恶的心理，而是性冲动已经像蛰后的昆虫，进一步活跃起来，从而需要一番进一步的刺激，于是家庭中司空见惯的对象便失去效力，而家庭以外的新对象取而代之。这样一个见解，韦斯特马克后来在他的修正版的《人类婚姻史》里也表示过很可以接受，至于克劳莱②和希普则在此以前早就表示过同意。其实任何人对于性的生理学和求爱的心理学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后，对于这一点是很容易认识的，我们不妨举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 的自传《尼古拉先生》（MonsieurNicolas），是性爱心理学上的一部大可宝贵的文献。我们在这本自传里读到一个四岁的男孩，成长得异常早，他和女孩结伴玩耍的时候，已经多少可以感受到性的刺激，他在被她们拥抱的时候，虽不免表示十分羞涩，但一种兴奋的感觉是很明确的。但一直等到十一岁，他的冲动才趋于强烈，他甚至于还做过交合的尝试，到此，他的羞涩的态度就完全没有了，原来这一次的对象是一个从邻村来的素不相识的女孩。素不相识四个字便是他前后行为所以不同的一个关键了。假如大家把这一层认识清楚了，我以为许多不相干的学说便大可不必提出。所谓“对于亲属相恋的憎厌心理”，又何尝真有呢？不过在自然的状态下，性的系恋必须依靠比较强烈的刺激，而家庭环境中人，彼此朝夕相见，惯熟已久，纵有性的刺激，事实上不够强烈的程度，不足以引起反应，又何尝因为憎厌的心理，而根本不作反应或避免反应呢？我们知道，最强烈的亲属相恋的例子往往发生在从小就分开的兄妹之间，即此一端，便可以教我们爽然了。
我以前提出过族外婚①有心理学的基础。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不过我始终以为反对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同时对于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也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有几位评论家过于注意文明社会和家畜的状态，以致误入歧途；有的没有理会到，所谓惯熟则生厌倦而不容易引起性刺激的观察，也并不是绝对的，惯熟而不生厌倦，照样可以发生性的刺激，也是可以有的事，甚至于此种刺激反而来得特别强烈。但有的评论也是对的，有几位说，亲属为婚，一则不见得会产生最优良的子女，②再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