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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艺术”并不把男女的性生活只看成是一种生物现象。人类的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的内容，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动力。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在对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能在群众中普及了这种科学认识，两性生活，才有条件提高到艺术的境界。这就是潘先生在本书自题诗交代的主旨：“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对性知识的封锁是使人类“瞎马盲人骑到今”。
霭理士是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对人类两性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他尽了毕生之力，披荆砍棘，终于突破了传统的愚昧所设下的重重障碍，在西方奠定了人类两性之学的基础，为社会上推广性的教育提供了科学教材。他真不愧是一个“最文明的英国人”。接住这个火把，把它传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的，就是潘先生。他在抗战岁月里，以“传经”的精神，克服一切生活上的困难，终于把这本巨著翻译成平顺易读的汉语，犹恐读者陌于中西之别，以他平时研究的成果，列举有关的中国资料来为原文注释。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他谆谆善诱的功夫。什么力量推动着他这样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的呢？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和热爱。他把一生贡献在强种优生的研究上，勤于耕种，不问收获。正是这种精神是我们国家昌盛、民族优秀的保证。
潘先生逝世转瞬间即将十年。这十年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发展最快的十年，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科学与民主已成了群众性的要求。在这个时刻潘先生这本《性心理学》的译注本得到重刊可以说不是偶然的。我虽不敢说封建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凝结成的坚冰已经破冻，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但我相信霭氏所说的那支“密集着由传统和假冒为善所组成的队伍”可能已失去了过去那样巩固的阵地了。这本书的遭遇正是我国文明水平的测验。时来运转，我盼望潘先生在天之灵，会早日感觉到霭氏晚年那种宁静的自慰。
费孝通1986年7月21日
后记
本书此次再版，全部西人姓氏的汉语译名都经胡淑云先生按照现在的惯例校正。潘先生在旧版里已经列入题目打算撰写的《霭理士传略》在出版时并没有写成；为着实现潘先生的初衷，“三联”重印时已经由胡寿文先生撰写编入，此次再版收入时，作者做了一点补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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