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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夹竹桃（2）
当她在自己写的书上签名时，脸上挂着习惯性的浅笑，一种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装出来的笑，她感谢大家光临时还不时地开个私人玩笑。我知道她在等某一个人。我已经看见他了，一个身穿短背心，颈戴纱线串珠项链的那个金发白肤的人。他面容羞涩，站在后面看着她，手足无措，如痴如醉。身为英格里德之女12年后，我在梦里都能认出他们来。
一个黑头发捋到脑后扎成一个拳曲马尾巴的五短身材男人挤搡进人群，递过手中的书请求签名。“我叫巴里？科尔克。很喜欢你的作品。”她在书上签好名，递还给他，甚至连他的脸都没仔细看一眼。“朗诵会后你打算干什么？”他问道。
“我有个约会，”她说，伸手拿起下一本书准备签名。
“约会以后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自信，尽管他不是她喜欢的那类人。他胖乎乎的，皮肤黝黑，穿着救世军服装。
当然，她想结识这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羞怯的金发男子，他也向往成为一名诗人。他就是和我们一起回家的那个人。
我躺在装有纱窗的门廊中的床垫上等着他离去，望着傍晚的蓝色变成了天鹅绒色，靛蓝色，像一个无言的希望久久不肯消失，这当儿我母亲和那个金发碧眼白肤的男人正在纱窗的另一侧窃窃私语。线香熏满了空中，那是她在小东京城买的一种特制的香，没有任何香味，但价格不菲；它闻起来像木头和绿茶的气味。夜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但是在洛杉矶没有哪一个星座是对头的，所以我按新布阵把它们给串连起来：蜘蛛座，波浪座，吉他座。
他离去后，我走进大房间。她身穿白睡衣正双腿交叉坐在床上，手拿一枝蘸水笔在笔记本上写着。“千万不能留男人过夜，”她告诉我。“黎明总有办法罩住夜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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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魔听起来很可爱。有一天我会有情人，有了情人之后会写诗。我凝视着那天早晨她摆在咖啡桌上的白夹竹桃，一共三束，分别代表天、地、人，我想起黑暗中她的情人们那美妙的嗓音，他们那温柔的笑声，以及线香的气味。我触摸着花束。天。人。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什么东西的边缘上，某种神秘的东西像薄雾般环绕着我，某种我正在慢慢展开的东西。
那一整个夏天，我都跟她到杂志社去。她从来没有高瞻远瞩地想到送我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我也从未对她提过能否送我上暑期学校。上学读书我很喜欢，但是，要让我尽力与其他女孩相处融洽则是一种折磨。和我同龄的那些女孩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种类，她们所关心的事像马里的多贡人一样令人陌生。七年级尤为痛苦，我等待着又能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刻。《电影舞台》美编室是我的乐园，那里有蘸水笔，有插着彩色铅笔的旋转木马笔插，有桌子那么大的纸，有透明塑料膜和本戴制版点，有接头磁带，还有我可以用来拼画的废弃标题和照片。我喜欢周围大人谈话的样子；他们忘了我就在他们中间，说了许多最逗人的事情。今天，撰稿人和美编室主任马琳闲聊起杂志出版商和主编之间的绯闻。“有点稀奇古怪的圣安娜式疯狂，”我母亲在拼版桌那边评论道。“那个尖嘴厌食者和戴假发的奇瓦瓦小狗。奇丑无比。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不知该啄食还是吠叫呢。”
他们大笑起来。我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会大声说出别人只放在肚里的东西。
我坐在母亲旁边一张空着的制图桌上，画着就像切割｜乳酪似的切分着光线的软百叶帘。我等着听我母亲接下去还会说些什么，但是她又戴上耳机，什么也不说了，就像在句末划上了一个句号。这就是她剪贴时的状态，听着耳机里异国情调的音乐，装做她置身于遥远的散发着某种气味的火与影的王国里，而不是坐在一家电影杂志社的制图桌前剪贴演员访谈录，一小时挣8个美元。她神情专注地看着萨克托小刀的移动，裁着长条校样。她拿掉粘在刀上的长纸条。“我正在剥的是他们的皮，”她说。“是枯燥无味蹩脚撰稿人的皮，我把这皮移植到页面上，创造出毫无意义的怪物。”
撰稿人们哄然大笑，但笑得不自然。
当出版商鲍勃进来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我埋头用起丁字尺，好像我正在干着什么正儿八经的事情。迄今为止，他对我跟母亲来上班还没有说过什么，但是美编室主任马琳却告诉我要“低飞，避开雷达”。他从来不注意我。只注意我母亲。那一天他来了，站在她的凳子旁边，掠过她的肩头阅读起来。他就是想靠近她站着，触摸她那冰川牛奶一样白亮的头发，再看看能否看到她的衬衫里面。当他在她上方弯下身子时，我能看见她脸上露出的厌恶的表情，然后，好像是想使自己站稳似的，他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
白夹竹桃（3）
她装做吃了一惊，不动声色地用具有剃刀般锋利刀刃的萨克托小刀在他那赤裸的前臂上划了一刀。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胳膊，看见开始显现的血痕不胜惊讶。
“噢，鲍勃！”她说。“非常抱歉，我没看见你。你没事吧？”然而，她用那双矢车菊般的眼睛看他时的神情向他表明，她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切开他的喉管。
“没事，不过是个小小的意外。”他的马球衬衫袖子下面的胳膊上露着一条两英寸长的刀口。“不过是个小小的意外，”他稍稍提高声音说道，好像是想让大家放心似的，然后急步走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吃午饭时，我们驱车进山，把车停在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斑驳树影下，那粉白的树皮犹如女人的身体衬着神秘的蓝天。我们吃着纸杯酸奶，聆听着磁带录音机里安妮？塞克斯顿用吓人而滑稽的、慢吞吞的美国长音朗诵她自己的诗作。她朗诵的是关于她在疯人院里敲钟的情景。我母亲停下磁带。“告诉我下一行。”
当我母亲试图教我些什么时，在她注意我时，我感到很高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是难以亲近的。无论何时她突然对我表示关注时，我就会像在第一束集射的阳光下破雪绽开的花朵一样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用不着去寻找答案。它像一支歌，当疯安妮敲响钟的时候，光线滤过了法国梧桐，比B调降半音，我母亲点点头。
“诗非背不可，”她说。“它们必须变成你骨头里的骨髓才行。像水中的氟化物，它们将使你的灵魂免受尘世的软腐蚀。”
我想像着我的灵魂像吸收石化林中的硅化水一样吸收着这些文字，把我的林木变成排好的5号铅字。我喜欢我母亲用这种方法塑造我。我想陶土在优秀陶工的手里一定会感到幸福。
下午，主编降临美编室，拖着喷过东方香水的披巾，那香水味在她离开很长时间之后还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基特——一个生着一双过分明亮的眼睛，举止如惊弓之鸟般神经质的瘦女人——在穿梭忙碌时，涂着鲜红口红的嘴夸张地微笑着，她看看设计，检查页面，驻足在我母亲身后看看，指出该修改的地方。我母亲一抬手把头发掠到后面，就像一只猫在抓你之前的骤然抽动。
“瞧这头发，”基特说。“干你这种工作，这头发不危险吗？在上蜡机和所有其他机器周围。”她自己的发型呈几何状，染成墨黑，颈后剃得光光的。
我母亲不理她，而是让萨克托小刀脱手而落，像标枪似的扎在桌面上。
基特走后，我母亲对美编主任说：“我敢肯定她希望我去剃个平头。再染成她那种沥青黑。”
“吸血鬼，放荡，”马琳说。
我没有抬头看。我知道我俩之所以在这儿完全是因为我。要不是为了我，她根本用不着做这种工作。她会在半个行星之外，会在一片碧绿色的海中飘浮，和着弗拉曼柯舞的吉他乐声在月光下跳舞。我觉得我的内疚像一个耻辱的标记。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出去了。我画了一小时画，吃了一个涂花生黄油和蛋黄酱的三明治，然后不由自主地跑到迈克尔那儿，敲响了他那扇发出沉闷声音的门。三个插销拔开了。“正在放《克里斯蒂娜王后》，”他微笑着说。他是个与我母亲年龄相仿、脾性温和的男人，但由于饮酒和终日呆在室内而变得苍白虚胖。他挪开沙发上的一堆脏衣服和《剧艺》周刊让我坐下。
他的套间与我们的套间大相径庭，塞满了家具、纪念品、电影招贴画、《剧艺》周刊、报纸和空酒瓶，西红柿攀援在窗槛上，探寻着些许亮光。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