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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格林伍德医生在带领大家参观新病房时介绍这两个女人相识的。两个男孩长得如此相像，人们竟然注意不到，他无法相信。他朝尼科尔小姐看过去，她却转过身去。她很快地在安德鲁头上戴上一顶贝雷帽，让他看上去像个女孩，不等露丝开口说话，她说：“天凉了，我可不想让安德鲁着凉。”
“退休之后你会住在哈特福德吗，格林伍德医生？”卡特赖特夫人问道。
“不，我和我妻子打算回俄亥俄的老家去，”医生回答说，“但我们肯定还会不时地回哈特福德来。”
如果不是医生的目光朝她看过来，尼科尔小姐本会长舒一口气。然而，格林伍德不在，尼科尔小姐对于自己的秘密不被人发现更多了一些自信。
每次安德鲁应邀参加什么活动、参加什么组织、参加什么运动或者只是参加夏日庆典签名，尼科尔小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确保她的孩子不会碰上卡特赖特家的人。在孩子的性格成长期中，她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而且全然没引起达文波特夫妇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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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送来的两封信告诉尼科尔小姐她再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第一封是写给安德鲁的父亲的，信中证实孩子已被康涅狄格州最老的豪曲奇斯私立学校录取，第二封信上盖着俄亥俄州的邮戳，露丝把信拆开。
“太令人悲伤了，”她边说边翻着那页手写的信。“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谁？”罗伯特放下他那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抬起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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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1）
第一章
我父母最后离婚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她之所以嫁给我父亲，只是因为当时她已经怀上了我。她说这话时的口气，好像确信我早就知道这回事儿似的。她似乎已经断定，我早就明白——从一开始，就像事情可能发生的那样——她从来没爱过我父亲，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能让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可是我却不像母亲期望的那么聪明，凡事也没什么先见之明。对我来说，我们的生活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即使每年夏天母亲都要独自带我出趟远门，那也不过是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他得留在病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每年都是这样。我放假后不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在火车站跟父亲道别，然后坐一宿火车去城里。母亲总是这么提起那个地方，她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也是在那儿遇到了我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城里”，不管是在那儿住过，还是正住在那儿的人，都这么叫那个地方；要是你不能马上明白他们所说的“城里”就是旧金山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每年夏天，我们都去旧金山和母亲的姐姐住上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姨妈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住在那儿，室外没有玩耍的地方，我只好整天闷在家里。惟一的乐趣来自姨妈家比我大三岁的表哥鲍比。他看我挺可怜，就带我出去转转。有时候，我母亲穿上盛装，给我掖好被子道声晚安后，就会和我姨妈一起出去。等她们离开家之后，鲍比和我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到街上去转悠。当然我们也只不过是在附近的酒吧周围，透过玻璃窗看看里面的热闹而已。有一次，我们尾随着两个水兵和他们召来的两个女人，到了他们的车前。我们一直等到他们的车窗玻璃上出现了雾气。该是我们猛敲车门，然后赶紧逃走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蹲下身子，挪到了驾驶座右边的车窗前。鲍比探起头朝车里看了看。他突然转过头来，脸上带着愤怒和惊恐的表情，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拽着我使劲朝大街上跑去。他从来没对我提起过他看到了什么情景，他觉得我那个年龄还不会去做何猜想。
年复一年，母亲和我总是到城里过夏天，有时候过圣诞节也去那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母亲仍然经常去看她姐姐，但是每次只住几个星期。我不清楚她这么快回来是因为想我，还是担心别人会对此有什么看法；不过即使她愿意告诉我，我对她的话也没有多大把握。无论她怎么说，那都不会是真话。我母亲从来都不是那种藐视传统的人，即使在她如此善于说谎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倒是遗传了她这种顾全面子的天分，这种天分能让人相信，所有我冒犯别人的地方都值得原谅，因为那些事儿不知怎么搞的总是别人的错。
母亲完成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当上了律师。可是她更愿意我当个医生，即使我不能满足她的这个心愿，那至少也应该加入华尔街的某家公司。在律师这一行里，惟有那些夜校毕业的从业者，才愿意接手任何一件能搞到手的刑事案件，而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们就不会那样饥不择食。
母亲打算从此离开这个家。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我唠唠叨叨。她的心里一直在思量：她为我作出的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为我总像是有意跟她作对似的，让她的期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她很是愤怒地提醒我，虽然我的表哥并没有在哈佛受过教育，可人家却已经成了旧金山一家最有名的大律师行的年轻合伙人。我最不想谈起这个话题，而她却偏偏只对此感兴趣。什么事都是鲍比，鲍比做得怎么怎么好，她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她固执地认为，就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才连个起码的野心都没有。
她大声地数落着我，尽管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可她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且越说越来劲。以前她说起，她是因为怀了我才不得不跟我父亲结婚时，看不出她有明显的遗憾；而此刻，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她说那时应该再等一等，等到我的亲生父亲离了婚，然后再跟他结婚就好了。
遗产（2）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还是感到有点奇怪。但当初她说到这事儿时，我并不在乎这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在意的只是我父亲，我所知道的惟一的父亲，幸好他不知道这些。当我听到母亲说，她没把这些告诉我父亲，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时，我简直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只把这事儿告诉我。
此后，我们从没谈起过她最后离开我时所说的这一切。在随后的日子里，要是她不经意地提到父亲，我甚至从没有觉察到她的措辞中含有什么嘲讽的味道。以她的秉性，她应该已经忘记了曾经对我讲过的那些关于我身世的事情。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把不愉快的事情很快置于脑后。
假如那天她离开时对我所说的一切真是有所用意的话，我想那也仅仅是为了说服我，让我明白自己缺乏野心，并不是因为某种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遗传因素。听到她的那番话，我感到非常吃惊。她竟然一点也不了解我，因为我要比她想像的有野心得多，尽管我的野心并不表现在她所期望的那些事情上。我实在无意成为表哥那样的人：一个仅仅为富人钻税法的空子提供咨询的律师；一个从没办过一桩案子，也永远不想去办任何案子的律师。但是想想我母亲说的这些，我也没法责怪她。毕竟，在我和鲍比一起长大的日子里，他曾经是我的偶像，而且，他曾拥有过的一切是我永远也没法超越的。鲍比在加利福尼亚一支最好的中学橄榄球队打主力后卫时，我只在波特兰的一支无名校队里做替补队员；他当选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美最佳运动员那年，我刚成为校队的主力。鲍比周围总有那么多想成为他朋友的人，也有那么多想和他一起出去的女孩，而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总觉得不自在。即使到了高中快要毕业的年龄，我也还是过于拘谨，过于自闭，以至于连自己的社交圈都没有。
自从母亲不再带我到旧金山过暑假之后，我和鲍比就很少见面，不过我总是在远处关注着他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在他将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那年，他邀请过我参加他的婚礼，而我那时正在密执安大学读一年级，去参加他的婚礼，路途实在太远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于癌症，我赶去参加了葬礼，那时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鲍比手写的一封信，感谢我去参加葬礼，还说希望我们俩以后能经常见面。一年之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那时我正在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处理一件案子。算起来，那次见面也是两年前的事了。此后我一直没有鲍比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