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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我知道小米不喝酒，也不抽烟，只对吃饭看得很重要。“民以食为天”，这是个重要真理。他家住在美斯乐村子里，一间普通的铁皮房子住着三代人。我从他口中得知他有个母亲，是个寡妇，父亲在他几岁时去世。爷爷从前也当兵，死得更早，还有一个老奶奶，也是寡妇。母亲每天到村口学校卖豌豆粉，挣一点微薄收入，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所以日子过得很苦。因为他的饭钱和工资由我出，所以他很在乎吃饭这件事，不止一次他来催我吃午饭或者晚饭，结果我发现他已经很有气魄地把一群狐朋狗友邀请到饭馆里，围着桌子坐起来，只等我这个雇主到来付饭钱。我看出这个举动于他很有面子，所以常常也就慷慨地成全他。
小米向当地人介绍我是作家，他为我工作，言语间流露出自豪，让人觉得我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一段时间，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替我介绍采访对象，安排日程、行程和车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很像我的秘书。他似乎特别乐意这份秘书工作，很殷勤，也很卖力，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他替我付的车费，价钱至少是当地市价的两倍。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我很快便弄明白，凡他经手的开销，价格均居高不下，我虽然不是生意人，但是我也能猜到他从中做了什么手脚。经过短暂思想斗争，我决定对此继续装聋作哑蒙在鼓里，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愿意在关键时刻影响采访工作。
小米天生具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气质，我从没有见过他的口袋里装过一分钱，连上厕所都要我替他付小费。他似乎随时都处在一种赤贫的恐慌状态中。他受雇于我大约一周之后就开始向我借钱，每次他向我开口借钱都显得心神不宁，脸色潮红，喘着粗气，仿佛借不到钱立刻就会去自杀。我吓了一跳，显然慑服于他这种危险情绪，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所以满足他的要求。钱一到手他立刻飞奔而去，一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可是等我再见到他，他又一贫如洗，一文不名。我不明白他把钱都拿去干什么，如是者三，我终于忍无可忍，警告他说：再这样下去，你我都不用回曼谷了。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警告，可能在他看来，被称作“作家”的人应该有花不完的钱，于是把目光偷偷投向我的采访包。前面说过，我的护照和钱币都装在采访包里，我看见他的目光老是随着采访包打转，心里就加倍警觉起来。有一天他在我的住处睡觉，我送老知青杨飞出门，采访包就放在写字台上。刚走出大门，一种本能，或者说不祥之兆使我蓦然一惊，意识到可能会出事，连忙奔回房间，我看见这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躺在床上，他俯在写字台前装作整理头发，而采访包的拉链已经被打开。
不管怎么说，只要金三角采访顺利进行，只要努力工作，这种暗中进行的勾心斗角都属于茶杯里的风波，我们大方向一致。猫儿河谷回来，满星叠发生枪战，我决定前往采访，本来这是他的份内工作，他还可以如法炮制从车旅费饭钱中赚一笔，没想遭到他断然拒绝。
“我不去！”他一反常态地摇着头，脸色惊恐，大声反对道：“那个地方很危险，决不能去。”
我企图说服他，我听说他小时候曾在满星叠外围的回棚生活过，对那一带很熟悉。我说：“你得去，这是工作，我不怕你怕什么？”
“不不，我不去。”我看见他眼睛里闪烁一种恐惧的光，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几乎哀求地说：“大哥，你饶我一回吧……你去任何地方都成，我真的不能去……决不能去！”
我看小米可怜巴巴的样子，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肯去。我想他毕竟只有十九岁，还是个大孩子，并且已经快要哭出声了，所以只好无奈地放弃说服他的努力。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拒绝工作，而在别的时候，他的表现还算不错。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否则一个雇员没有理由让雇主难堪。
后来我从钱大宇那里果然听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故事，我立刻原谅了小米。因为这个悲惨故事的主人公还包括小米和他的一家人。
钱大宇说，考科考牙之战结束，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元老派人物雷雨田李文焕年事已高，不能亲临前线打仗，他们执行一条亲政府的和平路线，事事隐忍，对政府百依百顺，引起以钱运周、杨维刚、米增田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强烈不满。他对我说这番话是在从考科考牙山返回美斯乐的途中，当时他抽起一枝烟，眼睛里布满阴云。
我插嘴说是不是因为少壮派打了胜仗居功骄傲，权力野心膨胀？
钱大宇摇头回答：他们是为全体汉人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
我没有说话，听他继续往下讲。
这年雨季刚过，有风声从山下传来，政府要追究汉人自卫队谋反罪，因为他们在考科考牙拒不服从命令，公然打死政府军营长和多名官兵。在军队，谋反是一等死罪，如果指控罪名成立，米增田等人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然后上绞刑架。很显然，这是上次阴谋的延续，许多人认为政府必欲置汉人自卫队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形势下，外界压力加速内部分化。少壮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在是否武力对抗和发动兵变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看法分歧。武力对抗意味着和平终结，重开战事，兵变则意味着内部分裂，自相残杀，因为这个决定过于重大，每个阴谋分子都能体会它沉甸甸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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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时，自卫队名义上尚有两千余人，钱运周是参谋长，控制其中将近一半部队。团长米增田对政府军耿耿于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是激进的反政府派，主张马上兵变，理由是雷公公（雷雨田）一味顺从政府，尽让汉人吃哑巴亏。趁有枪在手赶快造反，重新进山打游击。
师长杨维刚也站在米团长一边。他愤怒宣告：“我们堂堂中国人，谁受泰国人的欺负？在金三角，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些政府军能打什么仗，还不是靠了我们弟兄卖命。可是这些龟孙子反过来倒咬一口，那么多弟兄死得不明不白，他们在地下能闭眼吗？你们再看看张家军多风光，他们能干大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干？”
两人眼睛都望着钱运周。三人之中，米增田年纪最轻，三十出头，师长杨维刚不到四十岁，就是老资格的钱运周也不过五十岁。钱运周是少壮派的旗帜，主心骨，他们都等待钱运周拿主意。杨师长还鼓动说：“参谋长，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兵变就兵变！要是雷雨田不同意，就把老东西干掉！”
这是决定金三角命运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在这里定格。我关心的问题是，既然和平来之不易，再起战争岂不断送金三角数十万汉人难民的和平前途，把他们再次推入战争血泊之中？这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钱运周们的动机大可怀疑的是，他们再起烽烟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满足自己的野心，争权夺利，为一己谋私？
据说当时钱运周久不说话，他的内心矛盾重重，犹豫不决。这不是优柔寡断，钱运周是个有魄力的指挥官，而是这个问题实在事关重大，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大局啊！如果依了军官的主张，马上发动兵变，包围总指挥部，逼迫雷雨田辞职，然后改组自卫队，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即使兵变不幸失败，将队伍拉走，反正枪杆子打天下，也不信打不出一条活路来。打仗倒还简单，无非再当一回李国辉。问题是此时的钱运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随李国辉的小小情报科长，他是金三角决策人物之一，他想到自己身后还有几十万汉人难民，他们愿意接受战争的残酷现实吗？
正是这种超越军人的忧患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忧患意识彻底埋葬了他的希望。
我对钱大宇说，也许你父亲的全部悲剧，就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军人对吗？
钱大宇被我问住了，一路无言，直到汽车返回美斯乐旅店，他才闷闷不乐地对我说：你说对了，他明知不能代表全体汉人的利益，因为战争要将金三角变成一片焦土。可是他不能不选择打仗，因为他生来就是军人，手中有枪，血管里流动军人的血液，所以哪怕放下枪也不会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平民。
我说我明白了，谢谢你。作为你父亲的儿子，能有这样反省态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