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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后来醒过来时，能回忆起来的最后感觉。
直子搀扶着像得了一场急病的巴克离开古罗马斗兽场时，巴克随身的那只诺基亚移动电话急促地振起铃来。是塞勒尔从波恩打来的，不知是讯号不好还是塞勒尔把话说得结结巴巴，反正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时有时无断断续续：
“……汉斯……波恩……德莱森旅馆门口……”
巴克受伤的脖子一下挺直了。等他费了好大劲总算从塞勒尔那里证实了那个可怕的消息后，他脸色煞白地对直子说道：
“汉斯死了，他们把他杀死了。”
他的目光里充满杀机，像是个刚从斗兽场里走出来的幸存者。
新德里 2OOO年1月12日
临近中午时，拉奥应召去见沙潘少将。
一眼望去，将军的两颊明显抠陷了，连那个他十分熟悉的秃脑门也似乎少了许多光泽。不到两天时间，他想，不到两天时间人居然能变得如此苍老！
看见他进来，将军显然是想用一种笑容迎接他，但却做得非常勉强。他很理解。这种时候谁心里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笑。让他感动的是在这不成功的笑之后，将军的眼睛潮润了，甚至起身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轻轻搂住了他的肩膀。这既使他受宠著惊，又让他不明所以。
“你要离开我了，拉奥。”
拉奥这才明白了将军之所以动情的原因：他的请求，派到前线去做战地指挥官的请求，被批准了。由于遭到巴军的突然打击，前线部队指挥官出现了减员，急需一批富有经验的军官去补充，只好从三军总部抽人，拉奥报了名。
“你知道，你知道，我是不希望你离开的，我这里也需要你，可是，前线部队，印度军队的光荣，也需要你，我为你骄傲，拉奥，你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参谋军官，你也会是，最出色的战地指挥官……”
将军不断拍着拉奥的肩膀，话不成句地说了好半天，直到把拉奥的眼圈也说得红起来，他才不再说话，返身从案头拿起一座精致的小铜像，递到拉奥手里。
是—尊梵天大神的雕像。
“这是我的护身符，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现在让它跟着你吧。护佑过我的大神也会护佑你的。”
拉奥热泪纵横地告别了将军。
下午，用了整整半天时间，拉奥才把他的工作向一位接替他的少校移交完毕。但有一样他没向少校移交，那就是如何不离开这间办公室，却能自由出入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美国五角大楼或中国国防部，包括他叫不上名字来的那位驻港中国军官的个人电脑，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秘密，他不想让少校或其他什么人知道。他带着这个秘密告别了少校。
回到家时，新德里的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莎伯楠在餐桌前等他。他已事先给她打过电话，所以她为丈夫做了满满一桌他最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出征前最后的晚餐。
“吉娜和吉米娜都咆过了，这顿饭就我们俩。”妻子对丈夫说。
结果是两人都吃得毫无滋味“莎伯穗，真对不起，我要离开你和孩子了。”上床后很长时时间拉奥打破了沉默。
“纳林德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你知道，我一直想为你生个男孩子，一个像他父亲一样了不起的小拉奥，可是到现在……”莎伯楠埂咽起来。
久久拉奥把妻子揽在了怀里。
“这没什么，等我回来小拉奥还是要到这个家里来的，而且还不止一个小拉奥。想想看吧，到那时，我们有一群小拉奥，全都围着你叫妈妈，让你顾都颐不过来……”
莎伯楠被拉奥说得抢起了头，含泪笑了。
他们没想到，就在这天晚上的某个时刻，一个小拉奥已经在他们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地向他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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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莎伯楠在极度忧伤又极度亢奋中达到了顶点，反弓起身子嘶喊着“拉奥！奥！拉奥！”吓得拉奥急忙用手捂住妻子的嘴，怕她的喊声惊醒两个女儿，她却一把甩开拉奥的手，继续喊道“不不，让我喊，让我喊！也许，小拉奥就是在这一刻被减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但是，纳林德尔·拉奥中校却注定不会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儿子了。
纽约 20O0年1月11日
就在拉奥中校向接替他的那位少校一件件地移交工作之际，圣巴斯蒂安·杜米埃红衣大主教走进了纽约东河畔那座与西斯廷大教堂一样著名的玻璃大厦——联合国总部。
负责教科文事务的副秘书长、西班牙人梅内克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红衣大主教。当两人的手终于握在一起时，联合国副秘书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是世俗联合国与宗教联合国的一次握手。”
“是的，是一次创世纪。”红衣大主教应对机智。
说这话时他们根本没想到美国的各大报纸已经找到了明天一早见报的通栏标题。而这时，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一队身着制服的警卫队员，正手推着旗车挨个走过一百数十根旗杆，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次徐徐降下各国的国旗。这场面使红衣大主教心有所动，但他却巧妙地使梅内克斯没发现这一点！
会见是纯粹礼节性的。教皇的代表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彬彬有礼地把谈话范围限定在了对纽约天气的评论和对统蒂冈天气的回忆中，这样就义使美国的各大报纸得以在他们的新闻稿中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教俗会晤是在亲切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字句。
不过这种亲切友善的气氛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就被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友善空气给破坏了：从已经断断续续开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安理会会议的会场，传来了印度人要彻底惩戒巴基斯坦并扬言不惜对支援该国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变得紧张起来，联合国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气氛也不会例外。红衣大主教非常知趣地起身告辞，特别是他听说梅内克斯作为印度总理塔帧尔和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的共同朋友，被联合国秘书长特选为他的全权代表，前往两国进行和平斡旋的时候，他很礼貌地对梅内克斯表示了祝贺和祝愿。
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 2000年1月12日
“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她沉入了回忆。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她不讲了，朝山下望。
李汉默默地用眼神鼓励她讲下去。
后来，那个叫苏联的国家不存在下，我的母亲像丢了魂，这好理解，因为那毕竟是她的国家。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雾一样迷茫。可我的父亲也跟着母亲丢了魂，这就让我搞不懂了。那时我小，也不想去懂。现在大了，想懂也没有地方去懂了。
雾慢慢地从山下涌上来，李汉轻轻楼住婵的肩头。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亲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内战的炮弹炸死了，结果母亲一去未回。她的眼睛里有泪。而我的父亲则在这—年七月一号到来之前，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宁。
他总说，谁都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后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但他舍不得我。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号的晚上……天亮时，他不见了。只给我留下一张把店铺变卖后的银行存单。
她说不下去了。其实她所知道的关于她家世的故事就这么多。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