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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副导演给我送来了一份剧本。
其实所谓的“剧本”，不过是一份十几页的拍摄大纲，讲述的是长征中一个掉队的红军女战士寻找队伍的传奇故事。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看完了整个剧本，之后却用了几乎一个晚上来为我们的导演发愁——我不知道他要用怎样的拍摄手法，才能把这个传奇得有些离谱的故事阐示得如他希望的那样“既真实生动、又深刻感人”……
到成都后的第四天，正赶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剧组的人员、道具以及一应事物均已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蔺主任终于宣布全体放假一天，以便大家在出发前准备一些自己的私人用品。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忙跑到街上的商场里为自己买了几件贴身的衣物，因为在这里我洗过的那些袜子和内裤一直都没有晾干。
回到酒店的房间我又给欧阳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已经“飞”到了成都，并且正式成为了剧组的“美术师”。欧阳的性格中有一点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那就是无论我告诉她怎样稀奇古怪的故事，她都从来不会感到惊奇。原本以为我把“飞”字念得严重些便能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在听了我满怀期待的宣传后她却仍然平静地说：“哦！是吗？！不错啊！那边天气不好，你多注意身体吧！”
我不知道她这种反应算不算正常，只知道她的冷静时常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幼稚。
挺进高原2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在全国人民继续庆祝建国四十七周年之际，我们剧组一行二十余人终于开始了挺进高原的行程。
一大早，费导便带着蔺主任和当地那位见人就叫“爸爸”的女演员坐上了一辆豪华舒适的丰田沙漠王“先走了一步”。而剧组其他的成员则在一阵搬搬扛扛的忙碌之后，才登上了那辆租来的大巴。女主角徐淼因谢绝了导演的邀请而成了大巴车上的成员，这不免又给乘车的男性们增加了许多新鲜的乐趣。
汽车沿着岷江一路蜿蜒而上，虽然有些颠簸，可车厢里的气氛却一直十分活跃。制片人刘柏生是个天生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周围的气氛搞得十分热闹。而徐淼的加入更是为他增加了表现的动力，不仅自告奋勇地又是朗诵又是唱歌，还动员大家一起合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做为“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
经过这一阵喧喧闹闹的热身，大家的情绪已被调动得激扬振奋起来。此时刘柏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大家每人讲一个“段子”。听到这个建议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以前接触过的剧组里似乎也都流行着这种“讲黄段子”的传统。尽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艺术工作者都会有如此的“雅好”，可是它却象毛利人见面要碰鼻子、马萨伊人要向对方手心里吐口水一样，已经被演化成了一种互相之间表示友好和信任的礼节。因此，刘柏生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车上大部分乘客的拥护和支持，不断有人抖落出自己压箱底的藏货与大家共勉。
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并没有参与这次盛会。这倒不是我自命清高，而是自知肚子里那些“收藏”在这些老江湖的面前，不过都是些“少儿读本”。
当车上的男士们大部分都过完了嘴瘾之后，刘柏生便开始拉拢女士们参与，而且第一个他就找上了徐淼。他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不禁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前面所有的铺垫不过都是在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徐淼对这样的场面似乎早有准备，她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推三阻四，而是很爽快地清了清嗓子，说：“一位年轻的女士到医院就诊。她对医生说：‘大夫，不知为什么在我看见汤姆&；#8226；克鲁斯那样的帅哥时总是心跳加快，两脚趾之间发痒。’医生想了想说：‘心跳加快这很正常，可脚趾间发痒倒不多见。不知道您是哪两个脚趾间发痒呢？’女士说：‘两个大脚趾之间！’”
车厢里几乎所有的男士都发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声。而女士们的反应却是各有千秋——有的跟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有的掩面含羞、忍俊不尽；有的则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装聋做哑。尽管当时我的灵魂已被车窗外千山万树的美丽风景涤荡得清如止水，听到这个段子时还是不禁对眼前这个靓丽女人侧目相看——让我吃惊的倒不是她能说出这样的段子，而是在她说出这个段子时却仍然能够保持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端庄和优雅。
挺进高原3
这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期间除了唱歌和“讲段子”，刘柏生还带着大家唱过样板戏、变过戏法、速配过婚姻、讲过各自大难不死的经历、还把男女分成两组，互相猜测过对方初吻的年龄和内衣的颜色；如果车上有盘子，他甚至还准备为我们请个“碟仙”……
为此我不得不佩服刘柏生过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感召力——他是我见过的除毛主席之外，能够让人持续兴奋时间最久的一个人……
车开到下午时，周围的气温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车窗外的风景也由单一的绿渐渐演变成以红、黄为主的暖色，在微微的细雨中艳丽凝重得让人想起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的重彩山水。也许是受到了温度的影响，车厢里的气氛也开始变得有些冷清——已经耗尽了激｜情和新鲜感的人们似乎一下子对风景都产生了兴趣，纷纷看着窗外做起了“思想的人”。除了偶尔会有饱受内急困扰的同志要求停车方便外，很少有人再发出一点声音。
再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随着落在车窗上的细雨变成了零碎的雪花，人们纷纷找出了剧组准备的军大衣裹在身上开始唏嘘、瑟缩。
虽说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可是在短时间内经历如此丰富的气温变化对我来讲仍然算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乘坐的这辆气喘吁吁的老爷车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架老式的时空穿梭机器；“吱吱”作响的车轮碾过的也不是公路，而是季节……
当汽车真正驶进高原的时候天色已近傍晚。由于疲劳和缺氧，大巴车里包括司机“周八蛋”在内的所有成员都有些昏昏欲睡，再没人有心情去欣赏高原上那绚烂之极的晚霞。
“周八蛋”姓周，是四川当地的长途车司机。因为进组的第一天早餐时就吃了八个煮鸡蛋，大家便给他取了个“八蛋”的雅号。其人身长不足五尺，体重不过百斤。开起车来却是风风火火、举重若轻。下午剧组停在雅安吃饭时，他还不顾大家的劝阻喝了整整一口杯白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山里开车就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样，如不喝点酒壮胆很容易手软脚颤。于是，在此后的行程里我每每见到他摇摇晃晃的背影时，就恍惚看到车上所有人的脑袋都别在他的裤腰带上。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洲的康定县。先期抵达的蔺主任已经为大家联系好了住宿和伙食，晚餐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特色大菜又有风味小吃。可是此时同志们似乎都已对美食都失去了兴趣，草草吃过晚饭便都无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养神”去了。
从到达康定的第二天开始，剧组成员除制片刘柏生和司机“周八蛋”外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我因事先早有准备因而提前减少了活动量，所以只是有些轻微的头疼和气短。我们的费导却因为每晚要跟女演员们“讨论剧本”到深夜导致心力憔悴，不得不靠吸氧来维持日常的工作。因此，刚到高原的几天里我们的拍摄工作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刘柏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制片人员所具有的品质和才华，开始不遗余力地四处为剧组拉赞助。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县里唯一的一家牛肉干厂的厂长，竟让这家已停产了近十个月、处在倒闭边缘的企业赞助了我们二十箱牛肉干。
当牛肉干送到我们招待所的那一天，剧组全体成员都象迎接贵客一样跑到院子里。所有年轻力壮的男士都自告奋勇地帮忙搬着箱子，生怕稍有迟疑它们就会被那几位送货的工人再拉回厂里。虽然事后大家人手只分到了三袋，其余的全被搬到了导演和蔺主任的房间里，但却并没有影响同志们从此重新燃起了工作的热情……
冲突1
冲突
就在这几箱牛肉干的鼓舞下，我们的拍摄工作终于渐渐走上了正轨。
由于剧组的人员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