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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清晨，他就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对这次南京之行，他后来有些想法：……像我这样的旅行，可以说是消耗战，还谈得上怡情养病？到了一处，也只是走马观花，连凭吊一下的心情也没有。别处犹可，像南京这个地方，且不说这是龙盘虎踞的形胜之地，就是六朝烟粉，王谢风流，潮打空城，天国悲剧，种种动人的历史传说，就没有引起我的丝毫感慨吗？
确实没有。我太累了。我觉得，有些事，读读历史就可以了，不必想得太多。……至于文人墨客，酒足饭饱，对历史事件的各种感慨，那是另一码事。
我此次出游，其表现有些像凡夫俗子的所到一处，刻名留念。中心思想，也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我一生一世，毕竟到过这些有名的地方了。①人往往容易有这些想法。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到过的地方，看过的东西，总不会那样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吧。当然，像这样的旅行，他的确是太累了。
清晨上车，两个多钟头以后他就到了上海。作协安排他住国际饭店十楼，这么一个繁华地区，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十分不利。“尤其是一上一下的电梯，灵活得像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我还没有定下心来，十楼已经到了。”显然，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翌日上午，独自去逛书店，正巧赶上古籍书店开张。他选购了几种旧书，包括仰慕已久的戚蓼生序小字本《红楼梦》。
他想快些离开上海，因此，第三天中午就到了杭州。浙江省文联没有熟人，在那里吃了碗面条，便一人到了湖边。这天天气很好，游人也多，一湖如镜，确是“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但因连日劳顿，夜里又睡不好，他忽然觉得精神不支，脚下也没有准头，就随便转了转，买了些甜食吃，回到了文联。
第二天，文联通知他到灵隐寺去住。原来他们新买到一处私人别墅，做为创作之家，还没启用，孙犁正好去试试。他乘三轮来到目的地，看见这是一幢不小的楼房，仅楼下就有不少房间。四周除一座拔地而起、直插云天的飞来峰，空旷无人。寺里僧人很少，住的又远，这时天也黑了，他一度量形势，忽然恐怖起来：偌大一个灵隐寺，周围是百里湖山，寺内是林莽丘壑，不说别的，就是进来一只狼，他也受不了。他想到要关好门窗，而门窗又是那么多。关好门窗后，他躺在临时搭好的木板床上，顶着一盏昏黄的光线摇曳的灯，一面翻看一本新买的杭州旅游指南，一面发起哲人的遐想来：……什么事说是说，做是做。有时说起来很有兴味的事，实际一做，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最怕嘈杂，喜欢安静，现在置身山林，且系名刹，全无干扰，万籁无声，就觉得舒服了吗？没有，没有。
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我也坚决不干。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伴侣。①
这一夜没有睡好。清早起来，在溪流里洗罢脸，提上从文联带来的暖瓶，到门口饭店吃了饭，又到茶馆买一瓶开水提回来。
西湖到底名不虚传，而坐落在湖边上的灵隐寺，又是这样宏伟富丽、奇绝一方。夜晚，它虽然令孙犁感到可怖，但在白天，它又向这位北方来客展示出全部的魅力，“我在北方，是没有见过的。”他说。
在这“门外湖光十里碧，坐中山色四围青”的神仙般的环境里，他过了整整三天，凡是西湖的名胜，差不多都去过了。
在小市上，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象牙烟嘴，在岳坟给孩子们买了两对竹节制的小水桶，就又取道上海，返回天津。此行大约有半月光景，谁也没有料到，回来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反而大大加重了。
在红十字医院
前面说过，1956年的秋天，他病得像撒了气的皮球，亲友们都在考虑他的后事了。
在天津的医院看了几个月，管文教的王亢之，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但终不见效。
第二年春天，他被送进新建的北京红十字医院。这里设备很好，庭院也宽敞。
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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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1980年10月30日致孙犁的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1957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7月份，两旁都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快的印象。
疗养生活纪略之一
小汤山在北京西北方向，属昌平县，以温泉闻名，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从湖旁的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清末民初阔人家的别墅，解放后，盖成一座相当大的疗养院。他能来这里疗养，是李之琏给办的，李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