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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诗和小说，过了很长时间，竟连一篇也没有被采用，他这才感到，这种生活过不得，必须找一个职业。
本来，当他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他的父亲听到了北平邮政总局招考的消息。于是，把他的中学毕业文凭，用个小铁桶装上，挂号寄给他，并写信督促他去考。一进考场，就是英语会话。他在中学时，学英文很用功，能用英文写好几页作文，而且受到老师好评。但会话不行，加之那时邮局里，也是先用他们的子弟，外人很难考上。所以，他落榜了。
父亲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没有责备他。接着又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为孙犁谋了个书记的位置。被托的人，是志成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内助是宦门小姐，外兄当着工务局的局长。所以，孙犁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
他那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等的，专事抄写，是随时可以解雇的雇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天仙庵公寓的一位老工友（《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后由毛泽东引以指事物的对立统一，见孙犁出门上班，就恭维说是“上衙门”。
孙犁正当年轻，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他的“衙门”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常到那里去看书。此外，也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特别是宣武门大街的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他每天下班回来，便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夜读。他每月仅有二十元薪金，为读书，还要节衣缩食。
他也常在晚间去逛东安市场的书摊，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删得相当干净①。稍后，中央书局出版了这个洁本。但世上的事总是奇正并出，有28孙犁传
①据作者回忆，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印本干净，“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都是，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金瓶梅〉杂说》，《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办于1935年，这正是孙犁到北平的第二年。94
好事者，也有拆烂污者，不久，他看见在小书摊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
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想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很昂贵。①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幕。我们仿佛看到了在那昏黄苍暗、喧嚣杂沓的古都的市场上，一位瘦长的青年时而踽踽独行，时而徘徊旁顾，在比市场本身更为隐蔽、更为混乱的书摊前默默“巡礼”。像在育德中学一样，他的明亮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那些革命和进步的书籍上。这不是“假撇清”，是时代的价值取向在一个洁身自重而又毅然向上的青年人身上的自然体现。今天也有许多书摊、书贩……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前后一贯之点。
何况，在衣食时有不继的情况下，就更须注意书的质量。他在北平的时间并不算长，他所买的书，自己记得很清楚：“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①这些刊物，除了《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至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它几种，全是“左联”办的刊物，而且早在孙犁列北平谋职前的二、三年（有的还更早一些），就都被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其中，周起应（周扬）等编辑的《文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一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确属“激进”；再则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禁而不绝。他的思想状况如此，难怪在“左联”和胡秋原、苏汶的那场论战中，他站在左翼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②当然，那时这场论战已经过去，他的文章没有被采用。
他这个时期继续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萧洛霍夫的短篇《死敌》（写苏联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长篇《被开垦的Chu女地》等。萧洛霍夫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当时买下了立波译的这部长篇。此外，他还读过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一周间》（里别进斯基作）。这部作品，在30年代和《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毁灭》（法捷耶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名作一起介绍到中国，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里，曾多次提到过它。具有纪念意味的是，在孙犁现在的藏书中，居然还保留着这部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书，其中还粘贴着他当年从《大公报》上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
孙犁说他中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①，这些，也就是“他的大学”了。这是在社会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他自己却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文字的和生活的。
还应该补充一笔：他并不敢轻视《金瓶梅》这部著名的世情小说。实际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这部书也浏览过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但后来，他终于从反映人生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部作品了：“……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还把《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进行比较，认为自己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也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远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
我从来不把小说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
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小说，更不能写好小说。“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①
这是健全的人生态度，也是健全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态度虽是后来逐渐形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心高气傲、形只影单地漫游于北平街头上那些杂乱书摊的时候，恐怕就既动心、又动容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了。这时，他也确实在读《世界文库》上的《金瓶梅》洁本连载——虽然并没有读完。
被挤之后
白天的时间，他自然还得去工务局上班。工务局在府右街，他们在一个小偏院的西屋办公。屋子里最大的官儿，是一名办事员，姓贺，办公桌靠窗，而且有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桌上就没有玻璃板。但他和市长似有瓜葛，人比较文雅。他结婚时，孙犁去随过礼。
靠西墙的角落里，放一张非办公用的破旧板桌，上面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这就是孙犁“办公”的地方了。桌子两旁，摆着两条破板凳，坐在他对面的，是个姓方的破落户子弟。这年轻人写一手好字，可惜染上了不良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儿，醒了就和孙犁开句玩笑。贺办事员像是南方人，一上班话就不停，对谁都不冷淡。他见孙犁好看小说，就说认识张恨水的内弟。这时正是张恨水前期创作的全盛时代（实际上也是他整个创作的全盛时代），他的几部影响最大的小说，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