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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买办王（14）
感到自己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认同在被上海瓦解，简妮心里非常恐惧。她没想到，范妮在美国遇到的事，她回到中国来时遇到了。她们是那么不同，但她们却横竖就是当不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自由自在的美国人。简妮每天的每个时刻都不高兴，她虽然坚持从家里搬到公司为她租的公寓里，但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在她的答录机里留言，每天晚上回家，答录机上的小红灯都令她咬牙切齿地闪着。在上班的路上，她讨厌被人碰到身体，讨厌看到26路公交车，到了公司，她走进办公室之前，心蹦蹦地跳，害怕遇到迎头一棒。
她常常想起第一次进办公室，看到劳拉的情形，她从自己现在用的灰色写字桌后慢慢站起来，她怕自己将要变成劳拉第二。和美国同事在一起时，她常常不高兴，要是有人向她学一句上海话，或者问起，为什么上海的男人穿睡衣在街上走。和中国同事在一起时，她也常常不高兴，因为她不得不说上海话，和他们一样的语言。和中国同事与美国同事一起时，她为中国人的不修边幅更不高兴，他们没有每天洗头，他们喝汤时发出响声，他们站着的时候不挺拔，他们坐下的时候拧着腰身，他们嘴里有香烟气味，女同事的袜子不合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里为他们那么羞耻，那种不忍目睹的羞耻简直远远超过了憎恨。有一次，简妮陪Tim请日本人在希尔顿吃川菜，席间，也有日本人喝汤霍霍地响，但简妮觉得，自己和那声音一点也没关系。
在上海，简妮觉得自己就象生活在地狱里。
简妮决定自救。
她不敢，也不能在办公室里做什么，所以，她从家里开刀。
劳拉走后，简妮就搬到劳拉在龙柏的小公寓里，离开了那条灰色的弄堂，和父母。她借口说，合资公司要求她住到前任秘书的公寓里去，外事部门不愿意美方雇员住在上海人中间。这是个光彩的理由，爸爸当时说：“中国人将你当成美国人管了，你小心秘密警察。”但他的神情，很有点得意。听说简妮住在龙柏的外国人公寓里，爸爸妈妈很有点孩子成龙成凤的骄傲。他们不知道，那里只是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低阶雇员的公寓，高级雇员都住在虹桥和波特曼右边的外国人公寓里。简妮的房子，不过是一间卧室加一个小客厅，小客厅里只有一张沙发，一个茶几，还有一只空的玻璃花瓶，卧室里也不过一个大衣柜，一张床，一张桌子而已。与家里的房间相比，这里充满三星旅馆式的寂寥，但简妮却喜欢它与上海没有干系的漂泊感。她的厨房窗对着门外的走廊，常能听到邻居们经过时的说话声，有人说英文，有人说德文和法文，还有一些日本人，让简妮觉得舒服。公寓里有种咖啡与加了柠檬香料的洗涤悸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与美国公寓里的气味十分相似，它让简妮感到安心，每次回到公寓的楼道里，简妮都长长地舒一大口气。
厨房几乎是空的，吊橱里只有劳拉当时剩下的半包咖啡，一些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通心粉，半瓶橄榄油和几小盒番茄酱，做意大利面条用的。还有一包香烟。简妮看到那上面的小贴条，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在K…Mart买的，想必是劳拉从美国带来的。简妮有时在厨房里用劳拉剩下的东西，为自己做一杯咖啡，或者一盆蔬菜沙拉吃。
谢天谢地，公寓里有有线电视，可以看到CNN。简妮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电视打开，让房间里有CNN的声音。看到新闻里常常一晃而过的纽约，简妮的心就会“哗”地跳一下。有时在做事，听到电视里面说纽约，简妮也忍不住吊着两只湿手，从厨房里奔过来看。常常一过来，纽约的镜头却已经一晃而过。
从家里搬出来时，简妮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包括从美国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个Muffin，它干得象块石头一样。她将它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用一个玻璃啤酒杯罩着。
简妮总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她在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坐着，喝一杯劳拉在K…Mart买的咖啡，经过六月的霉雨季节，咖啡受了潮，香味闷闷的，带着陈宿的气味，完全不象当时鲁留下来的咖啡那样香。但它总是咖啡，是美国的咖啡，比上海的咖啡要好，比和平饭店的咖啡要正宗。有时，简妮象在美国一样，做夹忌司的美式三明治当晚饭，忌司还是Muller太太每个月到香港买东西，美国同事集体托老板太太带买生活日用品，简妮请老板太太代买的。整个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简妮在美国跟Ray学会吃忌司，那时更多的是为了营养和方便，她没想到自己在上海，会这样疯狂地想念加在面包里的那一片薄薄的忌司，找遍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Muller太太是个很亲切的美国人，她瞪大眼睛说：“是啊，我最受不了的也是买不到忌司。还有比较硬的黑面包。”简妮的小三洋冰箱里，装的都是香港带回来的忌司片，还有吃热狗用的芥末酱，在锦江饭店里的小超级市场里，有时可以买到热狗肠和酸黄瓜，那时，简妮就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纽约热狗，用张餐巾纸包着，就着可口可乐吃。脱离了家的简妮，终于过上了与住公寓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的生活。
让简妮心烦的，就是爸爸妈妈狂轰烂炸的电话，他们要简妮休息天回家去吃饭，他们要来简妮的公寓，帮简妮洗衣服，晒被子，送鸡汤，他们要和简妮在一起。
第十章 买办王（15）
但是简妮不要。
简妮在家也开着电话的答录机，电话响了也不接，要听到留言的不是爸爸，她才抢过一步去，接起电话。要是是爸爸，她就用答录机堵他。爸爸充分表现出了新疆知青那种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他就是能一晚上不停地往简妮的电话上打，一遍遍地留言，不和简妮说上话，就誓不甘休。
简妮常常就这样被爸爸逼回家去吃饭，换来他们不再威胁要到公寓来看她。简妮不愿意看到他们，不愿意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在柚木餐桌上，看到爸爸因为骨折过，总是向右侧倾斜的背脊，她厌恶得要发疯。即使是嘴里含着满满一口饭菜，也不能咽下去。每次被逼得走投无路回家一次，简妮对家的厌恶就加深一层，她自己都对心里那势不可当的厌恶害怕起来，她不知如何收拾。望着因为她回家而心满意足的父母，简妮磨牙霍霍地想，回避他们，是对他们最体贴的方式，他们却不懂，一定要弄到鱼死网破。但，鱼如何死，网怎么破，简妮却不敢想。
她渐渐在公寓里交了几个朋友，一个德国女孩，一个荷兰女孩，她们以为简妮是美国的ABC，家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住。周末时，她们常常约好了一起去上海的酒吧玩，她们三个人，都喜欢去一个开在地下室里的酒吧，因为那里比和平饭店和希尔顿都更合年轻人的胃口，还可以吃到比较合欧洲人口味的意大利面条，德国冷肉丸，和加橄榄油和意大利甜醋的沙拉。那里原来是防空洞，被一个上海女孩租下来，她的男朋友是希尔顿的德国厨师，他们合伙开了这个酒吧，墙上挂着飞标，喇叭里播放的是从德国带回来的欧洲音乐，吧台上挂着成串的辣椒，大蒜和玉米，黑板上用真正外国人写的那种又圆又大的字体写着简单的MENU，那是简妮觉得最亲近的地方，和她大学里的食堂黑板上的字迹惊人的相似，菜单也相似，每日的例汤总是有蔬菜汤，奶油蘑菇汤和牛肉古拉须浓汤，和学校食堂的一样。那酒吧在外国人里面很出名，所以晚上放眼一望，被桌上的烛光照亮的，大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脸，听到的，也大都是各种口音的英文，坐在那里，简妮总是想到一句奇怪的话：“一个罗卜一个坑。”哪一天，能躲过爸爸的追击，在防空洞里消磨整整一晚上，简妮的心就觉得很舒展，象紧缩的茶叶在滚水里渐渐舒展开来，还原成一片完整的树叶，并散发出芳香。那时，简妮轻轻地谈笑，与那些在上海寂寞得发疯的外国人，当说到每个月从香港买忌司回来吃，大家都笑出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烛光照亮了围桌而坐的人们，空气中荡漾着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