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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绳子打个圈！”船长对弟弟和船员大声喊，“把绳圈浸入水里套在他的腿上。现在好办了，把绳圈移到腰部，轻轻地拉。”
“往下！掰开他的手，这可能是临死前的挣扎。”
“不。他活着…不过有气也不多了。嘴唇好象还在动，可没有声音。眼睛也在动，可我看他看不见我们。”
“手松开了！”
“把他托起来。抓住肩膀，拉过来。好，现在好啦！”
“我的天哪，看他的头！”船员叫道，“头都裂开了。”
“他一定在风暴中撞到木板上了，”弟弟说。
“不，”船长看着伤口不同意说，“这象剃刀切的那么整齐。是枪弹打的；他挨了一枪。”
“这很难肯定。”
“枪伤不止一处，”船长的弟弟说，“在他没喝醉的时候。他为病人的牲畜看病的本领比看病人本身高明。”
“没关系。等我们到的时候，他也许已成了具尸体了。倘若他命大能活下来，我还要他会汽油钱和错过这次捕鱼机会的损失费。去把急救箱取来，我们把他的头包扎起来，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用处。”
“瞧。”船员叫起来，“看他的眼睛。”
“眼睛怎么啦？”哥哥问。
“刚才那眼睛是灰色的——象钢缆一样灰。可现在变蓝了！”
“太阳光亮了，”船长说，耸了耸肩。“要不就是你自己的眼睛在耍弄你。反正一样，这坟墓里可没有颜色。”
一条条渔船的汽笛声和海鸥尖锐刺耳的不断叫声交错在一起，一如往常在水面回响。傍晚，西边的太阳象一团火球，没有风，天气闷热。码头上，面对着港口有一条石子路和几所墙头斑驳的白色房屋，间隔着干燥沙土中长出来没经过修剪的杂草。游廊残留下来的部分是用随便插入的几根木桩支撑起来修补过的格子框架和破碎灰泥。几十年前，居民有过一段好日子，当时他们错误地相信诺阿港岛会成为地中海上又一座游乐场。可是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每一座房子都有通向大街的小径。但在这一排最后一幢屋子前的小路上行走的人显然要比平时多。这座房子属于一个英国人，他八年前在没有人了解和关心的情况下来到这岛上；他是个医生，岛上也需要个医生。钩子、小刀立刻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和剥夺别人生活能力的工具。如果你遇上好日子去看医生，针的缝口不会太坏。另一方面，如果酒或威士忌的气味太厉害，你只好碰运气了。
凑合些吧！总比没有医生强。
但今天别找他；今天没人走这条小路。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星期六夜晚，医生总是在村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随便抓个妓女过夜。当然，大家也承认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六，医生的生活规律发生了变化；村里已不见他的人影。但变化也不算太大，一瓶瓶威士忌定期送到他家里；他只是呆在家里。自从那渔船从西奥塔带来那个死多活少的陌生人以后，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杰弗里·沃士伯医生从睡梦中惊醒，他下巴贴着锁骨，口中的气味冲入鼻孔；味道不好闻。他眨了眨眼睛，调整一下目光，注视着敞开的卧室门。是不是他的午睡被他的病人又一次语无伦次的滔滔话语打断了？不，没有任何声响，甚至外面的海鸥也发了慈悲，安静了；那是诺阿港岛圣洁日，没有渔船进港用它们的捕获物来嘲笑这些鸟儿。
沃士伯看着椅边小桌上的空酒杯和半瓶威士忌。这是一个进步。要是在一个下沉的星期日，现在两者都早已空了；前一个晚上的痛苦已被威士民驱散。他对自己笑着，再次感谢在考文垂的一位姐姐每月寄来津贴供应他威士忌。她是个很好的女子，贝斯。上帝知道她比能赠与他的还要富裕得多，但他对她的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感激。总有一天她会停止，她的钱会停止，那时他只好以最廉价的酒来忘记过去，直到不再有任何痛苦。永远。
他已经是注定要接受这一结局了…直到三星期零五天前有一个从海里救上来的半死的陌生人被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渔民送上门来。他们的动机是出于仁慈而不是爱管闲事。难怪他们；这个人挨了枪子儿。
两个渔民所不知道的是，侵入他的躯体——还有头脑——的远远不止是枪弹。
医生瘦削的身躯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向面对港口的窗户。他放下百叶窗，闭起眼睛遮挡阳光，然后眯着眼从百叶窗的夹缝中间观察下面街上的动静，特别是看看什么在响。那是一辆马拉的两轮轻便马车，一家渔民在星期日驱车出游；还有什么其它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这时他记起在夏季载着游客穿过伦敦摄政公园的那些马车和精心饲养的去势雄马，他这种比较不伦不类，他失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就合上了嘴，想到了三周前出现的不可想象的事情。他本已经完全放弃了重回英国的希望，现在情况可能会变了。这个陌生人能改变他的前途。
除非他的预测是错误的，否则事情可能在任何一天、一小时、一分钟发生。腿部、腹部及胸部的伤势都很深、很严重，如果不是子弹仍留在体内自我烧灼并连续被海水冲洗，枪伤可能会致命。要取出子弹远不及本来可能的那么危险，躯体组织已就绪、软化、消毒，可以立即动手术。头盖的伤势是真正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它穿过皮下，而且伤及丘脑和海马纤维区。如果枪弹的入口往任何一边偏差一毫米，脑子的主要功能就会停止；它们没受到妨碍。沃士伯作了一项决定。他连续三十六小时滴酒不沾，按照一个人最大的限度大吃淀粉和喝水，然后着手进行一项自从被伦敦麦克林医院开除以来的最细致的工作。一毫米，又是极其痛苦的一毫米，他刷洗着纤维组织区，然后拉伸、缝合头盖伤口上的皮肤，深知刷子、针或夹钳最轻微的失误都会使病人丧命。
有无数的原因使他不想让这不知名的病人死亡，但特别有一个原因。
手术过后，所有主要病情都保持稳定，杰弗里·沃士伯医生回到他的化学和心理学附属物上。他的酒瓶。他喝醉了，呆在醉乡里。但他没超出范围。他知道他的处境，知道他一直在做什么。这肯定是个进步。
不定哪一天，也许哪一小时，这个陌生人会聚集他的目光，而且会从他嘴里吐出含糊不清的词句。
甚至在任何一瞬间。
先听到说话。它们飘浮在空中，好象是黎明的海面上吹过的清风，使房间凉爽起来。
“那是谁？谁在房间里？”
沃士伯从帆布床坐起来，轻轻地把腿放到了一边，然后慢慢站起来。重要的是不打断他的话。不要有突然的声响或躯体动作，以免病人吃惊而产生心理上的退却。下面的几分钟将同他所作过的外科手术同样精湛；人微言轻医生他对此是有所准备的。
“一个朋友，”他轻轻地说。
“朋友？”
“你讲英语？我想你会。我想你大概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你的牙不象是在英国或是巴黎补的。你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
“还要一些时间。需不需要通大便？”
“什么？”
“解手，老兄。你旁边的便盆就是作这个用的。左边那个白的。当然要等我们准备好以后。”
“抱歉。”
“不必抱歉。这完全是下沉的活动。我是个医生，你的医生。我的名字叫杰弗里·沃士伯。您贵姓。”
“什么？”
“我是问您贵姓。”
陌生人转过头注视着被早晨阳光印上条纹的白色墙壁，然后又转回头来。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医生。“我不知道。”
“噢，我的上帝。”
“我多次对你说过，这需要时间。你越是挣扎，就越折磨自己，情况也就越糟糕。”
“你喝醉啦。”
“将就。这无关紧要。但是我可以给你些提示，如果你愿意听。”
“我一直在听。”
“不，你没在听；你转过脸去了。你躺在你的蚕茧里扯起被单蒙住你的思想。现在再听我说。”
“我在听。”
“在你昏迷的时候，时间好长——你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讲话。英语、法语和一种哼哼唧唧天晓得是什么的语言。我猜想是东方语言。这说明你能操几国语言；在世界各地你都能吃得开。从地理上想一想，讲什么地方的话你认为最轻松？”
“显然是英语。”
“意见一致。讲什么话最拗口？”
“我说不清。”
“你的眼睛是圆的，不是狭长的。我说显然是东方语。”
“显然是的。”
“那你为什么讲呢？现在有联想的办法思考一下。我写下了几个字；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