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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嗯，不错的青天白日梦！
格里芬所在部门的经理在他留言五分钟之后就打电话过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听说你正在开发多播协议，所以想了解工作进展如何”。说得跟我真的在做什么技术活儿似的！
再就是有个叫阿诺德·米查姆的，自称是企业安全部部长，他字正腔圆、极有气势地留言给我，请我一到公司就“顺道”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除了头衔，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阿诺德·米查姆是谁。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根本不知道“企业安全部”在哪儿。
真逗！——当我听到这条留言时，我的心并没有狂跳不止——大出你所料吧？事实上，它反而慢了下来，仿佛身体也在明白我已经玩儿完了。这好像有那么点儿“禅”的意思——当你意识到你已经回天乏术时，内心反而会归于宁静。我简直陶醉于这份平静了。
我盯着格子间的隔墙看了好几分钟。墙上铺着黑色带花纹的聚酯防火墙纸，看上去就像我老爸公寓里满地摊着的地毯。在这几面墙上我什么“人迹”都没有留下——没有老婆孩子的照片（这很简单，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没有呆伯特（Dilbert，美国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创造的一个漫画人物，一个倒霉透顶却总是忍气吞声的工程师，他成了成千上万个有着相同经历的普通白领的代言人——译者注）的漫画，没有任何可能旁敲侧击或者冷嘲热讽地表示我的不满的线索——因为我远不止是不满。我有个书架，上面放着本《路由协议参考指南》和四本厚厚的黑色活页夹，里面装的都是MG…50型路由器的“特征库”文件。我是绝对不会对这方寸斗室念念不忘的。
而且，我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在等着赴刑场，而是，我已经被枪毙了——我是这么觉得的——眼下他们需要的只是处理我的尸体，刷净地上的血迹。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法国史中读到过对断头台的描写，其中提到了一个行刑者（也是医生）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实验（我猜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找到乐子）：行刑者观察到，在砍下犯人人头后的几秒钟之内，犯人的眼部和嘴唇仍然在颤动和抽搐，直到他闭上眼，这一切才停止。然后行刑者大叫死者的名字，被砍下的头居然猛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几秒钟之后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行刑者又叫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又盯着他。真逗！也就是说在身首异处三十秒之内，脑袋还有反应能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铡刀早已落下，现在他们在叫我的名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诺德·米查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我正要去他那儿，顺便问她我该怎么走。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想顺道去趟休息室，取一听以前免费而现在要价五十美分的汽水。休息室在这层楼的中部，靠近电梯，所以要经过办公区。在魂不守舍的“旅途”中，我又遇到几个同事，他们见到我就赶紧尴尬地转过身去。
我仔细看了看布满水汽的玻璃柜里的饮料，决定不要以前常喝的健怡可乐——我现在实在用不着再增加咖啡因了——于是抽出了一听雪碧。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没往钱罐里搁一美分。过瘾！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我砰地一声打开易拉罐，径直向电梯走去。
我痛恨我的工作，打心底里鄙视它，所以失掉这份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信托基金，所以当然需要这份工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不是吗？我之所以从曼哈顿搬来这儿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帮我老爸支付医疗费用——哦，我老爸，他从来都认为我是个废物。在曼哈顿当酒吧侍者的时候，尽管赚的钱只有这儿的一半，但是我好过多了。我们谈的可是曼哈顿！在这里我住在珍珠街上一套破旧的一居室公寓里，整条街都弥漫着汽车尾气，早上五点卡车隆隆地开过，我屋子里的窗户也随之嘎嘎地响个不停。手头上有钱的话，我每个礼拜还能出去跟朋友们聚一聚。不过通常在每月十五号，我的薪水支票显示出前一周左右就已透支到了支票户头的最高限额。
我并没有辛勤劳动，我只是得过且过。我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工作——上班晚到早走，但任务可全都完成了。当然我的绩效评分不是很理想——虽然我被评为部门
“核心贡献者”，但人家要炒你的时候，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部门里，“核心贡献者”距“最低贡献者”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进电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行头——黑色牛仔裤、灰色polo衬衫和网球鞋。咳，真该挂条领带的！
第三章
在大公司里工作，你从来就没法知道有什么是可信的。你总能听到许多“雄”心勃勃、强硬到有点儿骇人的口号。有的叫你“干掉对手”，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有的向你灌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和“弱肉强食”的概念，鼓动你“抢了他们的饭碗”；
或是指使你做“创造性的测试”（指生产商把产品的测试版最先在公司内部发放，以便测试和改进——译者注）和“创造性的毁灭”（一种市场策略，指的是生产商迅速推出新产品取代之前自己生产的产品，以占领市场先机——译者注）。
你挂着个软件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或者销售助理的头衔，但过不多久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处身于某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中，身边尽是些拿野猪牙穿在鼻子上扮酷，却只懂得用葫芦遮羞的土著们。发封不太正经、“政治立场不正确”的笑话给某个在IT部的哥们儿，那个家伙再把它抄送给隔间外的几个同事，结果你就可能被关在一间闷热的人力资源会议室里，接受长达一周的所谓“多元化培训”的重罚。偷几个纸夹，生活就一定会给你以血的教训。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我做的事儿的确是比洗劫办公用品柜严重了那么一点点。
他们让我在阿诺德·米查姆的办公室外间等了约半小时，也许是四十五分钟，可是感觉似乎不止这么久。那儿没什么可读的，只有《安全管理》一类的东西。前台接待员的灰黄头发像一顶头盔似的罩在脑袋上，黑眼圈很明显。她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敲击键盘，还时不时地偷偷瞟我一眼——那种你在经过车祸现场时，既想抽空儿看一眼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驾驶的表情。
漫长的等待使我的自信开始动摇——这可能就是他们的阴谋。我开始觉得每个月领这份薪水其实也不错。公然反抗也许不是最佳方案。
前台接待员领着我进去的时候，阿诺德·米查姆连身都没起。一张巨大的好像是由花岗岩磨制而成的黑色桌子横在我们之间。他四十来岁，身材瘦削但不矮小，一副Gumby小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整整一代美国人是看一个泥偶动画片《Gumby》长大的。该片讲的是一个叫Gumby的小孩的故事——译者注）的体格；长长的四四方方的脑袋，鼻子细长，嘴唇薄到几乎看不到；棕色的头发已经发灰，并且开始谢顶。米查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外套，配上蓝色条纹的领带，活像某个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他脸上架着副特大的金属框眼镜——那种飞行员喜欢的款式，目光穿透眼镜死死地盯着我。很明显，他是那种毫无幽默感的人。桌子右边坐着一个女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好像待会儿由她来做笔录。米查姆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郑重其事地挂着许多证书、奖状。办公室的那头，一张门半开着，里面是一间黑乎乎的会议室。
“你就是亚当·卡西迪？”他问道。他说起话来严肃而又谨慎。“小子，玩儿得过瘾吧？”他抿着嘴笑了起来。
啊，老天，我是在劫难逃了。我努力装出一副虽然困惑但是愿意积极合作的表情：“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不如先开口说实话吧，这就是你能为我做的。”他说话时带着南方口音。
一般来说我挺招人喜欢的。我蛮擅长哄人开心的——不管是对暴跳如雷的数学老师，还是对我们迟了六周才交货的企业客户——无论什么人我都能轻松搞定。但是我立刻认识到，戴尔·卡耐基的那一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在那一刻，保住我那可鄙的工作的可能性陡然变小了。
“当然可以，”我答道，“不过，是关于什么的实话？”
他“哼”地一声乐了。“那就说说昨晚的盛宴吧。”
我愣了一下，脑子飞转。“您说的是昨天晚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