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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一带以粮食酿造的各类黄酒（绍兴黄酒最为出名，一般人习惯以‘绍兴酒’代称黄酒）、白酒（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高酒精度白酒，清代以前的‘白酒’是指未经蒸馏，酒精含量低于十五度的一种白色酿造酒，与黄酒相似）、烧酒（注：经过蒸馏工艺制取，酒精度较高的一种蒸馏酒，也有称之为‘火酒’的，也就是现代意义上说的白酒了），因为都要消耗粮食制取酒曲和酒，从减少粮食消耗的角度，西北幕府对这些粮食酒所征收的酒税都很高昂，譬如西北本地的粮食烧酒酒税平常时节就高达二税一（50％），甚至更高，而从西北幕府辖地之外贩运入境的粮食烧酒也最少是四税一（25％），加上贩运之费和关隘之税，粮食烧酒的售卖市价在西北一带居高不下自然是可想而知，就是富商巨贾也难以承受日常饮用之耗费，一般宴客如今都时兴改以葡萄酒款待嘉宾，一则因葡萄酒属于三十税一的酒类，市价不昂，二则葡萄酒不独酒价不昂，且其滋味润甜，多年陈的上好葡萄酒更是殷红如血，晶莹澄彻，葡萄美酒夜光杯，颇有一种神秘华贵不同凡俗的气韵，身价自是非同一般。至于西北幕府各官署衙门的公务用酒也向例是以葡萄酒为主，酒席上设绍兴酒、稠酒等粮食酒已经少见，更不用说是烧酒了。
雷瑾考虑到此番会见的宾客，大都是些善饮酒好饮酒的壮汉豪客，又是新近加入西北幕府，暂时难以让他们不折不扣遵守西北律例法令，完全的做到一视同仁，这才破例吩咐加上两坛烧酒，甚至吩咐若到时烧酒不够还可再加，因是破例之举，这酒帐自当算在他自己的头上，不从公费上开支。
雷瑾又问了些食宿安排上的细节，这时已经快走到大厅，遂让那礼宾司的军吏在厅外候着，自己大步入去。
入得厅里，雷瑾便见张宸极头戴汉阳巾，身上穿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羔裘坐在上首，其下首坐的，便是‘大曹将军’曹文诏，‘小曹将军’曹变蛟两叔侄。
见雷瑾进大厅来，三人一齐立起身来，长揖作礼。
雷瑾一边回礼一边让三人都坐下，又一边吩咐下人重沏茶点，这才坐了与三人寒暄闲谈，稍等片刻，再共进早膳。
“三位大人在武威小住，也有些日子了，不知道有何观感？直说无妨。”雷瑾已经见过张宸极、曹变蛟一面，只这曹文诏未曾面见，这时一边说便一边细察曹文诏的风貌气度，这曹文诏是山西大同人，眼下其亲族亦多在军旅之中，其人由一员以平民之身应募戍边的普通募兵，起于行伍之间，在多年抗击蒙古、女真袭扰侵犯边关的战事中，积功升至‘都督佥事’（正二品武职虚衔），乃是边军中知名的辽东骁将，后调任延绥镇，也屡立战功，其人年纪比西宁行营提督将军狄黑稍大，正当壮年，满面风霜，端坐如钟，气度沉凝，有凛然不可犯之气，雷瑾暗暗点头：善战之人也。
“武威繁华富庶，一派太平景象，值此天下板荡之际，令下官大感意外，足见侯爷麾下大有能人，治民理政非同凡俗。”曹文诏毕竟是在官场厮混了多年，虽是实干拼杀出来的武职，几句冠冕堂皇较为得体的场面话倒也难不倒他。
“呵呵，张大人也是这样看的吗？”雷瑾看向张宸极说道，脸上看不出什么阴晴。
“下官与曹大人看法无二。”张宸极捻须微笑，道：“但下官唯有一事不明，欲就教于侯爷。”
雷瑾不动声色，道：“张大人有何疑问但说无妨。”
“武威集会结社之多，他处所少见，且并不囿于儒学士人，农牧工商人等中除了他处亦有的行会之外，尚有各种名目众多的会社团体，下官见西北之施政，似有鼓励扶持会社之意，譬如颁布了《会社条例》等法例。难道侯爷就不怕巨奸猾民借机以会社聚众谋叛，危及西北吗？”
雷瑾微笑，说道：“张大人过虑了，凡事皆有利弊，岂能因噎而废食乎？
譬如赵宋帝国之际，数百年间外敌频仍、动荡不安，战争、对峙、侵扰几乎无时无之，外族的蹂躏、盗贼的烧杀、溃卒的劫掠，寝息难安的乡村之民被迫团结民兵，结社以自保，武装乡社遍布于天下，当其未被赵宋皇朝官府介入其中，利用操控之时，自治的乡社在本乡本土的作战力远强于赵宋禁军和官军，而在官府强力介入之后，很快弊端丛生，乡社战力衰减，渐不堪用矣。由此可知，官府介入此类会社，务需慎重，既不能不介入以监控动向，又不能因此介入过深越庖代俎，否则时日稍久必定弊端丛生，反失却了介入其中的原意了（即控之而以为己用）。
如今帝国之内，儒学士人纷纷结社，议政风气盛极一时，譬如复社，譬如东林党，上通朝臣下达百姓，对朝政变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本印刷小册子流传很快，短时间就能形成强大的舆情。
西北地方士子文人的影响力量虽远不如帝国江南，士子文人们议政之风习也不如江南之盛，但仍然不可轻忽，他们即或成事不足，败事亦有余焉；再则西北士人的势力虽然不如江南，但西北诸族杂居，各家各派教门共处，清真、喇嘛、禅宗、净土、道教，各族各教彼此的矛盾冲突恩怨纠缠又是江南之所无，情势极为复杂，对此光靠强力压制万万不行，总得要有疏导之途方可。
撇开族别教派的歧异不同，官吏将士乡绅士人农牧工商诸色人等也各有诉求，民情民意，下情上达也是治民理政所必需，妄然不知下情而施政岂非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让诸般人等在明处说出各自的诉求，总好过让他们在暗中怨恨诅咒，岂不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乎！这些个会社就是让他们说话的地方，就是让下情得以上达的一条途径，比之什么‘谤木’、告密、风闻言事要好得多。
而且帝国乡绅士人结社集会现今已成风习，西北也不例外，本侯若强令取缔结社，岂非顿成天下乡绅士人之公敌？说实话，本侯对乡绅士人结社集会并不很是放心，虽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任由乡绅士人完全操控舆情，对西北的某些施政怕是有所阻碍，然则如之奈何？若不欲强硬，当宜怀柔，让士人以外的农牧工商人等也能结社集会，以百家争鸣之局面分薄乡绅士人集会结社之势，甚至让他们互相之间并驾齐驱，互相打擂台，我西北幕府则可居高临下，分而治之，仲而裁之，借力打力，形成一种均衡，如此则西北幕府方不致被士绅文人束缚住手脚，从而可以较大胆的放可手脚施政。
治民理政，先贤所谓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因势利导，固然如此，然而又不尽然也，其总要便是明辨慎思，思之长远，虑之当前，权衡利弊而后谋划施行之，若一味拘泥前贤之言，恪守祖制，焉能致得太平？”
雷瑾这话说得相当的直言不讳，张宸极细细品味这一番言语，也承认确实有那么一些道理，虽然他并不能对此完全认同。
帝国的士子文人几百年来时兴结社集会，或以诗文唱酬应和，或读书研理，或讥评时政，或吹谈说唱，或专事品尝美味等等，宗旨不一，形态各异，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会规社约。文人学士以此相互联络或标榜，形成集团力量，如吴中四才子、台州三学、嘉定四先生、中朝四学士、东海三司马、公安三袁、杨门七子等等。
所有的文人会社，包括书院、学校皆以宴饮会餐作为重要的活动和礼仪。缙绅大夫与才俊之士，往往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辩理诘义，或赓歌酬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又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奏<；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词，以琴瑟琵琶和之，诸宾客蹁迁起舞，仿佛神仙中人。
张宸极回忆起自己少年得志，金榜题名之时同年进士聚会诗酒应酬的盛况，不由在心中怅然低吟：“沧州之盟谁最雄，王郎独有谪仙风。狂歌放浪玉壶缺，剧饮淋漓宫锦红。”
狂歌放浪，剧饮淋漓的聚会，同类啸聚，舞文弄墨，品诗论画，此唱彼和，自得其乐，连舆接席，酒酣耳热。
正如雷瑾所言，宴饮吃喝已不再是俗事，而已是士子文人眼中的一种风雅之举，以酒会友，以食联谊，吃会、酒社遍布于大江南北，因此盘根错节而形成的士子文人集团，他们的潜势力，他们的倾向确实不容小觑。
尤其是自王门心学大盛以来，以讥评时政为宗旨的士子会社，他们所掀起的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