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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怎么说，西北的迁徙之政，每年都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毕竟不同地方的情形都有不同，各地因地制宜的一些办法，看上去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但作为上位者的雷瑾却不能随意决定，他要权衡其中利弊作出某种抉择。
当然，作为西北最高统帅，雷瑾思考移民迁徙的策略，自然不仅仅限于一般的移民垦殖事项，西北军队除了出征作战、巡逻捕盗、驻营大训之外，惯例的军队迁徙与调遣也是每年不断的，当然官方正式的说法是‘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而且这也不是西北的独创——‘番上宿卫’在秦汉时代就有类似的兵制，隋唐时代以及本朝都有不同程度的沿用，区别仅仅在于侧重点和目标、对象的不同；‘更戍’则是故宋时代曾经沿用百年以上的军制，也可以看作‘番上宿卫’的变种；其实这二者间的区别也不是非常大，完全可以归入同一个类别。
自故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创设“更戍法”，宋军‘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更番迭戍’，‘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于道’，没有固定的屯戍营所。
据宋人的议论，设置更戍法，一是使“将不得专其兵’。宋太祖‘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二是使军士“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宋太祖‘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这两条理由中，第一条自然是主要的，利用更戍法，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态势，煞费苦心，至于其中‘就粮’、‘屯驻’、‘驻泊’的细分名目，也无须多言。
故宋禁兵‘更番迭戍’，固然抑制了武夫割据和军伍叛变，但另一方面却是宋军战斗力的人为削弱。
更戍需要长途跋涉，尤其是北人移屯南方，南人远戍北土，常因水土不服而病亡甚多，‘一往三年，死亡殆半’。一军归营，‘未及三两月，又复出军，不惟道路劳苦，且妻孥间阔，人情郁结’，军士能否‘习山川劳苦’并不确定，但是痛苦和死亡却是确定的，军队奔走于道途，可以训练操演的时间也一定不会太多，这样的军队战斗力纵强，也强得极其有限。
另外，更戍法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出师数万，而以生杀存亡之柄，授人于仓卒之中，把旄赐钺，建灵旗以启行。而三军之士不知其谁何，莫敢仰视其面，而欲与之同其死生，攻取战捷，不亦难哉’宋初大将曹彬在涿州大败，原因之一便是‘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宋军出戍征战之际，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拼凑成军，各指挥与部署、钤辖等暂时委派的统兵官之间，号令不通，不相管辖，不能组成臂指相应的战斗整体，‘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败也。’更戍法沿续百余年，到宋神宗时，禁兵‘更制’，‘无复出戍’，但实际上，‘更戍’仍不可能全免。
西北连年征战远戍，精锐的野战部队一大半部署在边疆，但幕府仍然非常注重军中军官与税士的‘番上宿卫’以及全军部队的‘轮调更戍’，根本目的与宋太祖是相同的，就是控制军权不使旁落，维系内外军力的平衡——导致故唐皇朝中衰而终至于亡国的‘安史之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内外军力失衡，边将因外重内轻之形势而野心逐渐膨胀所致。
不过考虑到‘番上宿卫’和‘更戍法’损伤军队战斗力的弊端，西北军制在控制军权方面严密部署的同时，也必须兼顾以不损伤军队战斗力为前提，是以‘军府’将各级军官与各级税士的升迁转调之期予以刻意错开，而且类似于文官的迁转，每一军中职位的迁转都有年限规定，每一个军职差遣，一般三年为一转（调任或升迁），一职最多允许三转共九年为上限，即任何人不得在同一军职差遣上连任三转，超过九年限期。凡是超过九年的将士，若任职期间素有军功、能力精悍且连任事出有因者，期至则调往他处任职；若其人在任职期间军功微末，则转调扈从军团、佥兵守备军团、少年营、巡捕营等处当差应役，或者勒令其退役回乡（九年时间都挣不到什么军功的将士，不管是什么原因，其人至少于军队是无甚大用了），总之不使军官、锐士在一个军职差遣上作匆匆过客，但也不能久任其事超过九年为准则。
另外，针对常驻一地之军，军府规定若该军无征讨之事且其主将久于其任，常驻一地者，常驻之期当以五年为准；同时又在此条下补充规定，驻防部队至少驻满一地三年，最多不得超过八年，至期必须移防屯驻。
如此一来，每年在‘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的安排部署上，军府都要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雷瑾也不敢在这上面放松，时时加以关注。雷瑾亲自带过兵上过战场，万里转战，杀人盈野，也是深知北人南征，南人北戍的弊端，他几乎可以肯定的推测，宋朝禁兵‘更戍’多死，因水土不服而病亡者很多，其根子多半还是在于文臣官僚的催逼与苛刻上。宋朝禁军奉命‘更戍’，其军粮马料是否给养充足暂且不论，军衣被服以及医药等应用之物肯定是有不足不全的，行军于道途又哪是能样样周全的？在此情形下，上官、文臣又多不体恤下情，驱军中将士如驱牛马猪狗，往往一纸军令就催逼更戍的‘禁兵’务要刻期抵达，迟误时日者不问情由皆以军法处之。限于条件的‘禁兵’又多半无有车船骡马代步，一路吃喝也是干的、稀的凑合着果腹，却仍然日夜登程不敢误期，栉风沐雨鞍马劳顿之下，士兵体力虚耗极大，最是体虚气弱不过，易为邪祟病害等侵体。等到‘禁兵’到达屯驻营所时，看着身体强健，其实往往已是外强中干，心神一懈便极易水土不服而生病。屯驻营所中，又人杂马多，数百上千号人聚于一营之中，统兵用事的官员若不通军中医事，不注意清扫营所防疫防瘟，又哪能防止军中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大量病亡？这就是徙调军伍而又不体恤士卒之害了。即便粮秣充足，衣被充裕，若是上官催逼过甚，军卒道路劳苦，限于此时医术以及仅有车船骡马代步的条件，‘更戍’自是苦不堪言，将士大量病亡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否则怎么会有‘军无百疾，是谓百胜’的说法？所以西北的‘轮调更戍’主要集中在军官和锐士身上，而千人以上野战或守备等部队移防屯驻，也考虑到唐宋以来之‘番上宿卫’法与‘更戍’法的种种弊端，在具体的命令操作上尽量体恤，一般情况下就大大放宽了每日行军里程及最后抵达时日之限，‘轮调更戍’的部队在途中一般还给以休整之期。当然如果是军令紧急，自然也就无法如此顾惜体恤了。
‘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虽然西北幕府已有一整套成熟的章程惯例，但具体到哪支部队、哪一个人的‘轮调更戍’，具体到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番上宿卫’，雷瑾仍然需要慎重，多方权衡，理清脉络，他现在的每一决定，都要注意平衡各方，事关军权却是丝毫也马虎不得，尤其是在开封陷落，中原形势骤然生变之际更需如此——眼下知晓开封陷落这个消息的，在西北绝不超过五十人，雷瑾也是在不久之前收到谍报。
自从甘霖九年的五月，白衣军四打开封以来，西北幕府就加派了大量秘谍东出潼关，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局的新动向，甚至为此目的还派出了‘鬼魔’部队中好几支功勋卓著的‘猎杀队’，深入中原战乱区，察探备细军情，随时禀报。
为了支持在中原活动的秘谍与猎杀队，雷瑾甚至批准军府秘谍司建立专用的秘密鸽驿和补给秘站，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