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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战略，在我们看来，只要运用其他行业在VI方面百分之五十的管理和技法，就能做出烟草行业的领先业绩。当然，公司已经有了VI的设计体系，但缺乏贯彻于实际应用的印刷、制作。”设计能手立意鲜明，但企图含蓄。
“大家都是从务虚的层面在看问题。我认为产品创新，才是品牌不倒的根本。我们研究所十年前就有了中草药添加叶组的配方，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大量推广！现在‘中式卷烟’的提法很盛，我认为哪家公司率先大范围采用我们的中草药配方，哪家就能树立起不倒品牌。‘中南海’现在销得不错，‘五叶神’也相当可观，就是例证。”高工谈到自己的技术大有“秀才闹革命，十年不成功”的愤慨。
姜灿当然明白，所谓的中草药添加叶组配方，在当年是很引人注目的，也得了很多奖项。但‘中南海’的兴起不见得跟叶组有关，大多数人只知道是从日本火起来的、混合型香烟、在北京艺术圈很受推崇，仅此而已。中草药的问题属于剑走偏锋，跟Coco力荐的混合型问题一样。事实证明，“零特许”放开后，市场认的还是烤烟型。所以，在烤烟型之外，另辟蹊径的可行性已经很小了。
姜灿觉察到几种发言的功利色彩，只有阿弥显出几分从容和耿直。心想：专家、专家，可不能专门想着自家呀！
学者是常常看不起专家的，比如在场的学者就跟其他功利主义的专家不同。学者说：“这个案例正好是运用本土理论解决本土问题的大好机会。我在日本、台湾等地考察品牌理论两年中了解到东方品牌文化的独特之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体系中，运用了太多视觉的、市场的手段和技术；而从东方人文的独特性来看，企业文化理念的树立、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互动显得是第一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是改制了，但是不是进行了相应价值观的再造工作？我们企业的人员有了一定调整和更新，但相应的文化融合工作有没有做？这些是第一位的问题！试想，当企业文化、品牌文化为每一个员工所熟知时，他们自然成为了企业最忠实的宣传员和执行者。我们企业有几千名职工，每一个人都动起来，在本职工作中体现企业新理念，在生活中传播企业新价值；我们几乎不需要做大量的媒体传播，就可以解决本地的品牌传播问题！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工作可以落实到细微处，我们在国有企业打天下的时代反而很好地组织过这样的工作，诸如评先进、搞活动，都在树立企业主人翁的积极价值观，但现在很多企业丢掉了这样的传统！倒是日本、台湾这些地方仍然在运用着这些被我们视作落伍的东西。”
姜灿听说过日本、台湾企业被传为美谈的所谓“亲情管理”、“人性化管理”，据说那些企业的员工稳定性是很有点像国有企业的。但似乎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之列。
阿弥也好像体会到这一点，忍不住先说道：“我们讨论的是支持品牌扩张的技术性问题，不是关乎品牌存亡的管理问题！”
但学者马上回应说：“存亡问题尚不得解决，如何考虑扩张？我们讨论问题存在一个术语的约定。大家似乎都在说品牌、品牌，其实很多人讲的只是广告传播的简单问题！我的观点要义在于，东方人的市场要多运用一些潜移默化的理念影响，少考虑虚张声势的宣传。大家知道的一个事实是，美国那种招摇过市的竞选路子，在中国行得通吗？你看看台湾的竞选搞成什么样？”
第九章 戒（9）
姜灿说：“我们还是不要谈到政治上去！”
学者说：“烟草品牌的建设跟政治运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搞好了烟草的品牌建设，也就基本上可以去搞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了。”
阿弥知道所有的创意讨论会，最后很容易开成“政治局常委会”，空得好像讨论着经纬天下的雄才大略！虽然美国的立国之本确实跟烟草有着天然的纠葛，并且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多少带有些烟草包涵的特质，但学者的观点不免武断。想到这样的顾问会议也不能幸免于俗，阿弥就感到悲哀。顾问顾问，本来是人家“顾得上才问”的过场游戏；但一切问题遇上知识分子一定变得复杂，文人相轻嘛！不知道姜灿能不能驾御这样的场面，择其善而从之。阿弥很想提醒姜灿，面对这样的局面，最好是本着“集思广益、独断专行”的原则收场！
姜灿不负阿弥的期望，果断地做结：“品牌文化的讨论我们以前进行过，今天重开旧题，今后也不会中断。大家发表了很尖锐的主张，就像我们追求的品牌主张一样，不管对不对，独特和尖锐总是好事；并且今天是一种坐而论道的漫谈方式，观点无所谓对错，都是很好的建议。有关技术性的方案随后也许会涉及到某个专家参与，根据不同的环节需要而定。希望大家保持对我们的关注，保持这样的思考。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所做的是一项被人们记在心里的、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领导，姜灿已经驾轻就熟了。他停一下，又说：“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我们的新烟，大家品尝品尝。”
于是每个人得到了两条试制品的高档香烟，大家愉快地接受了，权当参与创造的收获。正是流行“无印良品”的时代，阿弥这种开“烟酒所”的人也会觉得，抽这种白盒试制品烟的人，是酷酷的！
姜灿的总结四平八稳，让阿弥觉得：这家伙已经具备了领导的派头；因为领导是知道在桌上鼓励言论、在桌下做出结论的。
顾问会议之后没有定期召开，但姜灿间断地找过阿弥，并且一次比一次要求具体的方案。阿弥为姜灿的工作激｜情所感染，想方设法调动在“烟酒所”里结识的各路朋友，寻思着为姜灿的工作加分。在不断的碰撞中，姜灿逐渐形成了几个着手推进的利好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推动企业和品牌在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参与。
成都市的文化底蕴当然是无庸置疑地厚重。从三星堆、金沙这样的遗址，可以知其古远；从都江堰、青羊宫这样的活化石，可以知其传承；从武侯祠、杜甫草堂，可以见其古雅；从司马相如的抚琴台、薛涛的望江楼可以遥想其浪漫情操；甚至曾经浣洗蜀锦的浣花溪、至今保存舍利子的大慈寺都流淌着文脉的芳香！也许中原人会小看这里偏安的小气候和混乱的文化收藏，但本地人却一件件视若珍宝！文化的积淀往往是这样，仿佛旋涡的涤荡，那些地处文化中心的纷争，常常随着改朝换代的匆忙，将文明悉数践踏；而边远地区的人们却拣到了些碎片，并用心收藏起来。就像云南边远山区的小镇，常常保有中原古风一样；文化旋涡的边缘，反而留存完整的痕迹。具有厚重文化积淀的成都，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消费时代的文化，常常是要为经济服务的。于是人们翻新了“芙蓉城”、“锦官城”这样的称谓；比如说，“东方伊甸园”的提法，更加洋气；而“第四城”的封号也别具蛊惑力。虽然阿弥对于“伊甸园”不大感冒，但不管怎么说，“第四城”如果能够稳稳地落到这里，等于将成都直接推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的位置！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第四城”是一本杂志慷慨奉送给成都的文化头衔。在20世纪末，没有哪一本杂志能够像这本杂志那样影响了中国人的话语。它为无助的20世纪70年代界定价值，也为彷徨的成都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的第四城！从地理方位上看，西部客观上需要一个代表性的城市。当年，成都与重庆、西安争当西部开发桥头堡的话题搞得沸沸扬扬。从经济增量和城市的突发规模来讲，重庆眼看就形成了特大城市的轮廓；但共享一脉相承的巴蜀文化，重庆很难在归纳和提升上拔得头筹，通常的理解是，火锅这样的东西，也只有到成都才登上大雅之堂！所以成都赢重庆，赢在文化的品位上。西安在文化上是中华正统，但资源的贫瘠，总是拖着后腿；比如说缺水，这个纯资源指标足以影响到人们对于生活文化的乏味联想。成都就是这样的上天宠儿，在地理人文的富足地徜徉着温柔的步履；直到好事者发现，这里是中国的第四城呀！成都仍然在骑墙地寻找着自己的形象定位。
第四城，无论从经济上的投资指向性，还是生活文化的引领性，甚至从传统观念中“四方为大”的神秘暗示，都凸显着这个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但自从抛出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