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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份报哩。这案子里样样齐全。侦讯可以招来全国的特案报道记者。可是不会有侦讯了。因为伦诺克斯在侦讯前就死了。我说过嘛——对哈伦·波特和他的家人来说——太方便了。”
我坐直起来，狠狠盯着他。
“你是说这里大有文章？”
他讽刺地撇撇嘴巴。“可能只是有人帮忙伦诺克斯自杀、拒捕之类。墨西哥警察最爱扣扳机。要不打个小赌？我敢说没有人算过弹孔。”
“我想你猜错了。”我说，“我很了解特里·伦诺克斯。他早就心灰意冷了。如果他们活捉他回来，他会顺他们的意思。他会承认杀人罪并请求减刑。”
朗尼·摩根摇摇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而他果然这么说了：“不可能。假如他开枪打她或者敲她的脑袋，也许还能减刑。但作案手法太凶残。她的脸被打得稀烂。最轻也会判二级谋杀，连这样都会闹得满城风雨。”
我说：“你说得可能没错。”
他又看看我，说：“你说你了解那家伙。那么你接受这个简单的答案吗？”
“我累了。今天晚上没心情思考。”
我们静默良久。后来朗尼·摩根说：“如果我不是卖文为生的新闻人员，而是真正的聪明人，我会说人可能不是他杀的。”
“不失为值得参考的意见。”
他塞一根烟到嘴里，在仪表板上划了一根火柴点上。他一路默默抽烟，瘦瘦的脸上眉头深锁。到了月桂谷，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拐离大道，什么地方弯进我那条街。他的汽车吃力地爬坡，停在我家的红木台阶底下。
漫长的告别 8（2）
我下了车，说：“多谢你送我，摩根。要不要喝一杯？”
“希望改天能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已经独处了好长时间。他妈的太长了。”
“你有个好朋友要诀别。”他说，“你既然肯为他坐牢，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谁说我为他坐牢？”
他微微一笑。“我不能在报上发表，并不表示我不知道，朋友。再见啦，改天再见。”
我关上车门，他转弯开下山坡。等他的尾灯消失在转角，我步上台阶，捡起报纸，走进空空的房间。我把所有的灯都点亮，所有的窗户都打开。屋里闷闷的。
我煮了咖啡喝，从咖啡罐里拿出五张百元大钞——钞票是卷紧由侧面塞进咖啡罐内的。我手里端着咖啡杯走来走去，打开电视又关掉，坐下，站起，又坐下。我·阅堆在台阶上的报纸。伦诺克斯案起先登得很大，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二版的新闻了。报上有西尔维娅的照片，但没有特里的。有一张我的快照。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照过这么一张。“洛杉矶私人侦探被拘留审问”。报上登了恩西诺镇伦诺克斯家的大照片。房子属于仿英国式，有一大片斜屋顶，洗窗户大概要花一百块钱。房屋坐落在两英亩地基上的一个小山头上，两英亩在洛杉矶地区算是相当大的庄园了。还有一张客宅的照片，是主建筑的缩小版，夹在树影中。两张照片显然都是远距离拍摄，然后放大裁剪而来的。所谓“死亡之室”则没有照片。
这些东西我在牢里都看过，但我阅读内容，用不同的眼光再看一遍。我没看出什么，只知道一个漂亮的富家女被杀，新闻界彻底被排除在外。原来他们家的影响力很早就发挥作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一定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有道理。假如妻子被杀的那天晚上特里在帕萨迪纳跟岳父谈过话，那警方接到通知前，屋里屋外早就有十几个守卫挡驾了。
可是有一件事不合情理——她被揍成那样子。谁也不能叫我相信特里干过这种事。
我把灯关掉，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外面的灌木丛中，一只知更鸟唧唧喳喳，顾影自怜，还不肯安歇。我的脖子痒，所以我刮了胡子，淋浴后上床，仰卧着静听，仿佛远处黑暗中有一个安详、耐心的嗓音娓娓澄清着这一段故事。可是我听不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的。没有人会向我说明伦诺克斯案。用不着说明。凶手自白了，而且已经死了。连庭审都不会有。
《新闻报》的朗尼·摩根说得不错——太方便了。如果是特里·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那就好。用不着审问他，提起种种不愉快的细节。如果不是他杀的，那也不错。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替罪羊。他永远不会反驳。
漫长的告别 9
之后三天没发生什么事。没人揍我、对我放枪，或者来电话警告我少管闲事。没有人雇我去找流浪的女儿、出轨的妻子、遗失的珍珠项链或者失踪的遗嘱。我只是坐在那儿对墙壁发呆。伦诺克斯案突然发生，又突然消失了。有一个简短的庭审，我没被传唤。庭审定在一个古怪的时间，事先没宣告，也没有陪审团。法医自行裁决：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迪·乔治·伦诺克斯的死亡是由于她丈夫泰伦斯·威廉·伦诺克斯①蓄意谋杀，她丈夫已在法医办公室的辖区外死亡。他们肯定会宣读一份自白列为记录，其效力也肯定已足够让法医满意了。
尸体发回安葬，用飞机北运，埋在家庭墓｜穴中。新闻界没有受邀。没有人接受访问，哈伦·波特更不会，他从来不接受访问。他差不多像西藏的喇嘛一样很少露面。财产上亿的人在仆佣、保镖、律师和驯良的经理人才的保护下过着奇特的生活。他们应该也吃饭、睡觉、理发、穿衣服。可是你永远没法确定。你读到或听到的相关消息已经被一群公关人才加工过了，他们拿高薪，替主子创造并维持一种单纯、干净、讲究如消毒针头那样好用的形象。不一定要是真的。只要跟大众已知的事实一致就行了，而大众已知的事实屈指可数。
第三天下午近晚时分，电话铃响了，来电的人自称霍华德·斯潘塞，是一家纽约出版社派来加州办事的代表，他有问题要跟我讨论，约我次日十一点在丽兹贝弗利大酒店的酒吧碰面。
我问他是哪一类的问题。
“很微妙的，”他说，“可是完全合乎道德。如果我们没谈拢，我会付你钟点费，自然。”
“谢谢你，斯潘塞先生。那倒不必。是我认识的人向你推荐我的吗？”
“马洛先生，一个知道你——包括你最近跟法律有小冲突的人。可以说我是因此才对你感兴趣的。不过，我的事跟那件悲剧无关。就这样吧——我们边喝边讨论，别在电话里谈。”
“你确定你想跟坐过牢的人打交道吗？”
（）
他笑了。他的笑声和说话声都十分悦耳。纽约人还没学会说弗拉特布什①口音以前就习惯这样子说话。
“马洛先生，依我看来，这就是推荐了。我要说明一下，不是指你坐牢这件事，而是指，呃，你似乎完全保持缄默，甚至受到压力也没开口。”
他说话充满标点，像一本厚小说。反正在电话中是如此。
“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天早上到那儿。”
他道谢后就把电话挂了。我想不通谁会替我做广告。我以为是休厄尔·恩迪科特，就打电话过去查。但他已经出城一个礼拜了，还没回来。其实不重要。就连我这一行偶尔也会有满意的客户啊。我需要工作，因为我缺钱——不如说我自以为缺钱。到了那天晚上回家，发现一封信里裹夹了一张“麦迪逊肖像”②，我才改变了看法。
漫长的告别 10（1）
那封信放在我台阶底的红白鸟舍型信箱内，有邮件的话，箱顶附在悬臂上的啄木鸟会往上抬，由于我从来没在家收过邮件，所以就算啄木鸟抬起来我也未必会往里瞧。可是最近啄木鸟的尖嘴掉了。木头是新断裂的。不知哪个捣蛋鬼用原子枪打了它。
信上有柯瑞奥·阿瑞奥的邮戳、几张墨西哥邮票和一些字，如果不是墨西哥最近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我未必认得出那些字来。邮戳我看不清楚，是用手盖的，印泥已模糊不清了。信很厚。我走上台阶，坐在客厅看信。晚上似乎很静。也许一封来自死人的信会带来一股死寂吧。
信的抬头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我在湖泊山城欧塔托丹一家不太干净的旅馆里，正坐在二楼房间的窗口边。窗外有一个邮箱，仆役端咖啡来的时候，我曾吩咐他待会儿替我寄信，而且要举起来让我看一眼再投进邮筒。他这样做可以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对他而言算是一笔大钱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门外有一个穿尖头鞋、衬衫脏乎乎、肤色黝黑的家伙守着门。他在等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