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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但她还是努力取悦父？。当她在他人面前演奏时，会变得紧张起来，使她的演奏水平大为下降。在一次演奏会上，她太紧张了，以致漏掉了人们要求她演奏的一首曲子中的整整一段。会后在回家的路上，父？告诉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不知道如何再去面见那些过去的听众。她让父？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从那以后她变得粗心大意、心不在焉，懒得再去练琴了。
她曾经多么想讨好父？，可现在感到彻底破灭了。用她的话讲，“我只感觉死到临头”。治疗医生发觉；她在婚姻生活中再次扮演了童年时的角色，因而“失去了成年自我”。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3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福华德让她拿来一张她自己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当她们一起看照片时，妮奇想起了许多其他的情景，都是些父？以同样方式让她感觉羞耻的事情。于是，福华德建议她到当地学校去，找一个能让自己想起自己那么大时情景的小女孩。福华德的想法是，她可以想像那个女孩以她曾经感受过的相同的方式经受着羞辱；由此她可以认识到在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刻她是多么的幼小与无助。正是这个“童年内因”使她在丈夫批评她时变得那么恐惧和胆怯。
后来治疗医生让妮奇想像她的父？就坐在眼前的空椅上，让她向父？说那些她一直想说但从未能说出的事情。她用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大喊：你怎么敢那样待我！你怎么敢以那种方式羞辱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尊敬你。我崇拜你。你难道不知道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吗？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让你满意。你让我觉得一败涂地，你这个家伙。为了能得到你的一点爱，我曾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5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读者——至少是男性读者——可能会被激将出一句话：这样对父？不公平。因为，毕竟她父？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父？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女儿感觉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羞辱。依据福华德的说法，在消除妮奇长期积聚的对父？的愤怒这方面，这种疗法与其他疗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治疗医生让她将自己眼里所感觉到的父？所有的消极方面进行整理。于是她列出了一长串：我粗心大意我自私自利我没有思想、愚钝我平庸无能我不够格我让家人为难我让人失望我忘恩负义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失败者我得过且过我懒惰，终将一事无成她很快明白，她将自己对于自己的许多看法都搬用过来了；然后她回到她所写的全部条目上，并重重地写了一笔：“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与她对父？的看法相比较，她总感到母？是慈爱的和给支持她的。下面是她感觉到的母？对自己的积极性看法的清单：我聪明伶俐我温柔甜蜜我漂亮迷人我慷慨大方我天生有才我工作努力我性情好我精力充沛我很可爱我是周围人的乐趣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8～199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妮奇列出这个清单以后，在上面潦草地画了一笔：“这是真的，一直是这样。”她后来渐渐承认，父母对她的看法并非像她想的那样极端化。比如父？经常夸奖她聪明、漂亮，有体育才能，她渐渐学会“为她内心中的小孩重新安排父母”，并驱除了内心深处那个挑剔的父？形象。福华德没有提到妮奇能否有效地改善与不常见面的父？的关系。她最终摒弃了那个希望自己父？“总是我所想要的父？”的幻想。这样做是令人“痛苦和忧伤的”，但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所有的精力，在过去被她用去寻找毫无结果的父爱；现在可以用来追求那些对她有积极影响和有意义的活动。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202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父母与孩子（2）
我并不关心这些特殊的治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与经典的精神分析或其他疗法相比效果如何，后者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关注人的无意识。培育“内心的孩子”意味着恢复过去——即回溯和重新捕捉半记忆性的或压抑的童年体验的过程——但目的仅在于释放它。关键在于现在和将来，与过去决裂的严峻性表现在以下事实上，即放弃过去需要经历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谈论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毒瘾呢？在比以前讨论的这一术语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我想是如此。治疗医生鼓励妮奇“抛开”那些有破坏性的性情，它们对她的态度和行动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控制。
痛苦的意义大量弥漫在治疗文学当中。比如，可以看看对斯蒂芬·格罗和康妮·彻奇提供的“爱的打击”的分析。斯蒂芬·格罗，康妮·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伦敦，1989。格罗有关爱的打击的想法，是在他从事治疗越战退役老兵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士兵遭受了战斗的疲惫，通常被广泛地称为炮弹休克。关于战争苦役心理内涵的权威研究，请参见威廉姆·萨根特：《为心灵而战》，班坦出版社，1959。从越南返回的士兵承受着心理扭曲、感情迟钝的痛苦，无法与除战友之外的任何人建立？近关系。格罗注意到，在士兵的体验与人们在严肃爱情关系终结时的反应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这种比附看起来可能把战争苦役带来的痛苦琐碎化，但事实上，人们对既定关系破裂的反应强度，有时几乎与康复一样大，几乎与康复所拖延的时间一样长。
当关系终结时，即使对一个“拒绝者”而不是被抛弃者来说，对方的形象、与对方的联系习惯以及对复交的期待，事后也会持续好多年。放弃那些否则会在目前将其转换为迷恋性特征的习惯是令人感伤的。爱的打击有一个“心理的旅行时间”，要完成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但究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个人在感情方面卷入那些让个体不得不回忆的事情的程度。听从决裂，即“主动分手”通常只有在脱离关系的后期阶段才能达成，那时痛苦和责备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处理。
将已经解体的成人关系中的放任不管与将成人从童年事件和心灵创伤的强制性纠缠中解放出来（比如像妮奇的经历）的努力做比较，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与过去心理进行认识和情感交涉的事，也都有对自我叙述的重写。在两种情况中，无法“摆脱”很可能意味着重复相似的行为模式；构成一种循环而找不到一条自主的自我发展道路。“正视爱的打击的经历，从在关系中出错的地方吸取教训，能将痛苦转化为有助于成长的经验，为你提供洞察力和处世技巧，从而增强你下一次建立关系的能力。”格罗和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第28页。
在说明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用想像去努力思考有关“恢复”的事情，当考虑到一个人克服了失去爱侣的情感损伤时，这种思考方式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童年似乎是一个为以后比较独立地加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时期，而不是一个让成年人从中逃脱的人生阶段。然而，与其他关系一样，父母—子女关系是一个人必须摆脱的关系（尽管是不正式的），因为这与成人爱情关系的解除具有相同的方式。假定我们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将父母—子女的牵连关系看成仅仅是由个体构成的而个体又从中脱离的关系之一，那么问题马上就明朗了。从治疗的观点看，许多父母—子女关系将会被看成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子女们不是本质上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人们可以希望他们脱离开这种关系。我将努力阐明，如果我们用看待与践踏他人需要的人结婚的同一方式来看待“品行不端”的父母，就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有毒的父母？（1）
让我随着苏珊·福华德对妮奇的情况的概括性治疗工作，进一步提供一个证明父母对其子女“有毒”的状态的全面说明。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什么是有毒的父母呢？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不管父母对其子女的影响表现得如何，父母都会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父母能觉察到或能完全答应子女的所有需要。然而，有许多父母总是以伤害孩子个人价值感的方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