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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人的首要目标的状态。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二部分
爱、承诺和纯粹关系
80年代末，夏蓉·汤普逊对150名美国青少年的立场、价值观和性行为进行了调查，其受试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伦敦，1989。她发现，在时间较长的受试过程中，男孩谈论性（他们常常不谈论爱）的方式和女孩的回答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男孩似乎不能用一种和想像的未来相联系的叙事形成谈论性；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0页。而只能大致地讲出偶然的性故事论段；像什么早期异性游戏或各种各样的性征服。但当询问女孩的时候，汤普逊发现，她们几乎都能够不要暗示就讲述一段颇长的故事，“这些故事浸润着对于？昵关系的惊奇发现，痛苦的情绪，和自鸣得意的快乐。”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1页，伦敦，1989。她指出，女孩天生就具有很类似于职业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与本领，有能力复述复杂的故事情节，说起来还事无巨细，有条不紊；有许多女孩还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测试主持人的太多帮助。
汤普逊认为，自我叙述的这种流利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么一个事实：这些自我叙述已经是一再重复过了。这些自我叙述的故事产生于女孩彼此之间多次交谈，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不仅在对话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固定成形了。汤普逊承认，她本人比这些女孩长一辈，而那些故事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专门为她而编撰的，然而被调查者的反射性解释又在她身上引起共鸣，她也像她们一样深深地被这些故事所吸引。她觉得自己“被托付给某种像初恋一样有价值、有意义、有预见性的东西，此时初恋情人把这种东西理解为未来的预兆”。因为，作为更强烈的反射性共鸣者，她认定自己有“对罗曼司的嗜好”。
追寻—罗曼司
汤普逊把少女故事中重要的主题样式名之曰：“”。罗曼司使得性关系与对未来的期待一致；在对未来的期待中，性交活动被认为是迂回地接近终极恋爱关系的方式。性从来都是一个闪光的策略，并伴随着对命运追求的罗曼司。但是，对浪漫之爱的追寻不再意味着要将性活动推迟到那种梦寐以求的关系出现之时。与一位新的伴侣发生性关系，可能是所追求的命定遭遇的开端，但一般说来并非如此。下面就是一位受试者对罗曼司的叙述：
我们发现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一起赶公共汽车回家，然后我们又不想赶公共汽车，而想步行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谈话。我俩都已经有了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我们开始谈学校，最后还谈到了中国……不出3个月，我们就这么恋爱了……这是令人惊异的。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1页，伦敦，1989。
是的，令人惊异，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25年前一个追求少年性关系的人身上。因为这个爱情故事是个女同性恋者的罗曼司。明显地体现在汤普逊著作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是，性多样性与执着的罗曼司观念同时并存，虽然二者有时也处在动荡与冲突的关系中。汤普逊所测试的同性恋少女中，她们似乎都认为同性恋罗曼司和异性恋罗曼司一样不可抗拒、引人入胜。
从不可追溯的年代开始，说一个男孩“失去童贞”似乎是不伦不类的说法，即使今天亦复如此。在男孩看来，初试云雨是一种有益的收获，它对未来生活具有保护意义，但无关于自我的核心面，而只不过是诸种男性能力的标志之一。对于女孩而言，贞操仍然是某种被认为是被放弃的东西。对大多数人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放弃这作为早期性经验构成部分的贞操，而在于如何选择正当的时间与场合放弃它。男孩对第一次性尝试迫不及待，女孩则“不紧不慢，希望不要操之过急”。这件事同浪漫叙事直接相关。女孩向自己、也暗暗地向第一位性伴侣（不论是她还是他）提出的问题是：我的性活动能让我决定未来的生活道路吗？性活动能给予我性权力吗？对许多人而言，初次性体验都是一种考验：未来的浪漫前景能否美梦成真。
正如“追寻—罗曼司”这一术语所示，少女们对罗曼司的追寻并不只是一系列被动消极的渴望——“总有一天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会到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充满痛苦和极度不安，这种追求却依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信奉未来的过程。汤普逊对罗宾做出了回应，她发现被调查的少女们并不必要为实现性解放而奋斗，因为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问题即是要不顾男性的态度来运用这种自由，这种男性态度往往不只是对过去时代的继承。因而，少女们在此是作为主要的社会实验者而出现的，对此，汤普逊作了非常恰当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少女们正在奋力解决19世纪女权主义者所预言的难题；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当时就反对割裂性与生殖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正好构成了女人说服男人的惟一方式，她说服他对这种关系作出自我承诺。但这最终只是个幻想而不能强制的问题，因而必须面对性、罗曼司和？密关系的解构，重新协调性别纷争。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0页，伦敦，1989。
迫于上述使命的过度压力，少女们往往试着以守为攻，皈依于先前存在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接受双重标准，“梦想当母？”，“又渴望永恒的爱”，二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许多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背叛了早先确立的标准、规范与禁忌，并以许多方式调校着它们；对于这些调校方式，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资源，但这些方式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必待以可能出现的未来事件予以重构，因而它们是开放的。
到了少年时代后期，许多女孩已经体验过了苦恼的恋情，意识到罗曼司再也不会等同于恒久的爱恋。在一种高度反射的社会里，她们不仅接触到，而且还在电视与书本媒介中积极主动地寻找五花八门的有关性、人际关系和影响力量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极大地影响了女人的立场。在实际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追求活动中，这些女孩子所把握的浪漫之爱情结的零散要素再也不是完完全全地维系于婚姻了。所有的女孩真正认识到她们要通过有酬劳动使自己的生活大多能自食其力，大部分人认为劳动技术乃是她们将来独立自主、安身立命的基础。在汤普逊所测试的女孩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大都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才认为工作是他们未来生活意义的源泉。一个女孩说：“我想，我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如果我嫁给某个人或跟某个人生活然后他们又离开我，我就什么也不害怕，因为我是完全不依靠别人的。”但是，正如汤普逊在同别的女孩交谈时又发现，女孩很快回到了罗曼司与性主题：“我要与一个男孩建立理想的关系；我想，我要别人爱我、关心我，正如我爱别人、关心别人一样。”
女人、婚姻与关系（1）
只是在过去一代人中，女人们自立运动才意味着离开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时期，除了少数妇女，对于所有人而言离家都意味着出嫁。与大多数男人不同，大多数女人还继续把走入外在世界与形成某些依恋等同起来。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还是单身，仅仅在预期未来关系的时候，男人们常常用“我”的口气说话；而女性对自我的叙述总倾向于用“我们”的口气表达。上述引语中一望便知的“个体化言语”被暗度陈仓的“我们”所修饰改变了；正是那种人要“爱和照顾”，并从“我”之中塑造出“我们”。
与今天那些更年轻的年龄群体之中的人相反，较年长的妇女们对于性的经验几乎总是纳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谈论的人并未结婚。艾米莉·汉柯克在80年代后期研究了20名美国妇女的生活档案记录，这些妇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