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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濂和李柱之所以这么做，有着隐蔽自己幕后策划的原因。但这也利用了京城人心，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态势，使得崇祯皇帝不敢用激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人心思变。毕竟那逃亡的人群已经抱成团，在京城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而且还拥有了武力，万一弹压，可能造成京城内的混战，使得崇祯皇帝都有些投鼠忌器了。
而在事实上，比薛濂和李柱估计的都要乐观。没人敢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崇祯皇帝，毕竟打探消息的厂卫特务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想着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有一条后路，所以他们非但不用心打探，就是打探到消息，也会寻找关系加入到这个逃亡团体中。就是崇祯皇帝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以后，他们也要百般遮掩，就是不让崇祯皇帝知道真相。
而文官们和太监们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时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必费心去管坐龙椅的那一位呢？再说，这个逃亡团体毕竟只是聚集在南城，又没有弃城而逃，谁规定京城里的人不可以自由流动的呢？至于李禄率领的护卫部队，那就更好解释了，京城内壮勇自发组织守卫京城，那又怎么不符合道理呢？所以知道了勋贵们的行动，他们大多都是眼开眼闭，甚至也寻找关系把自己的家人都送至南城。
但是崇祯皇帝倒也不是两眼一抹黑，总有些忠心的大臣和太监会提上几句。再加上宫中嫔妃的家人也会通过嫔妃间接地传写消息，所以崇祯皇帝也风闻了京城内的异动。可是在这时候，他也不敢激起众怒了，只能严令紧闭北京城门，不放一人出京。
而在此时，在京城以次辅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也完全束手无策了。他们本来就是崇祯朝历届内阁班子中最不中用的，又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
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次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而崇祯皇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开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
在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皇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于是陈演唯唯而退。
但是陈演想跑，可他也跑不掉了。他也被崇祯皇帝的《封城令》给堵在北京城内，千般算计也变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而京城内的大小官员也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于是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
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大学士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皇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
不能跑又想不出回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征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
就在此时，朝廷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刮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
于是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作新朝的开国元勋了。
其实就是到了此时，大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也并不算太少，甚至京城附近的兵力也接近了二十万。但因为一直采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
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全力剿之不可。请调余子琏、左良玉、吴世恭、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既然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了。于是崇祯皇帝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淳淳嘱咐，一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出去的样子。
受到崇祯皇帝重托的太监们也颇为激昂慷慨，似乎抱定了捐躯报国的决心。但文臣武臣们对于情势危急中又大用太监，分散事权，却是极为不满。
兵部抗议说：如此政出多门，必定会使各处长官和将领无所措手足，请求收回成命。崇祯皇帝却照例坚持自己的决定。但靠几个太监监军当然不可能真正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太监绝大多数都带头投降了大顺军。
第864章 宁武血战
六月初二日，宁武关城。
山西总兵周遇吉看着堂下的原副将熊通，轻蔑地“哼”了一声，接着他就拍着大案，大声呵斥道：“我受朝廷的厚恩，怎么可能跟着你们这帮卑鄙无耻之徒一样叛逆！你统领两千兵马，不去阻击流寇，反而为流寇来做说客？”
接着周遇吉就向亲兵大声地下令道：“来人啊！把这反贼斩首示众。”
在熊通的一阵惨叫求饶声中，一群如狼似虎的亲兵立刻上前，把熊通给拖了下去……
当大顺军东渡黄河入山西后，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攻太原、大同等地直逼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出固关趋大名、真定等地北上，准备南北合击京师。
随着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日益逼近，山西总兵周遇吉，准备沿黄河布置河防，扼其上流，并向朝廷请求增兵。而此时的大明朝廷已经调不出什么机动兵力，兵部仅派遣副将熊通统领二千士卒前来援助。于是周遇吉命令熊通防守黄河之后，自己匆匆赶往代州建立阻击防线。
可就在此时，形势突变，平阳守将陈尚智已投降李自成，并劝降熊通。而李自成也让熊通去游说周遇吉归降。可是周遇吉一见到熊通后，就怒斥不已，并当即将熊通斩首，命令手下堤塘都司杨志荣将首级送往京师，并继续请求朝廷增派援救之兵。
说句马后炮的话，如果这时候朝廷把丰台大营和通州大营的明军撤入北京城，再调集辽东的关宁铁骑和京城附近城池的明军支援上去，未必不能挡住李自成的大顺军。
等到清军和汝宁军缠斗到京城，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来个“三国混战”，大明朝也未必不能苟延残喘。虽然这样做是放弃了北直隶其他所有的城池，但毕竟北京城保住了，崇祯皇帝还能安然无恙，凭借着大明朝名义上的正统性，至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其实这时候的大明朝廷中，也是有着这样的有识之士的。
当大顺军开到太原的消息传到京城以后，蓟辽总督王永吉与顺天巡抚杨鹤就商议：“不如撤离关外四城而独守山海关，调吴三桂的兵马来守卫京师”，并联名上疏提出这一建议。
可是当崇祯皇帝把这一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藻德等人时，陈、魏等人却感到事情重大，不敢冒然表态。退出来后，两人就在私下里偷偷地说：“皇上一时心急，想这么做。此事若定下来，一旦又后悔了，而以弃地之罪杀了我们，怎么办？”
最后，内阁就提出一个缓冲方案：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由皇上召见他商定战略大计。当然，这商量的结果上文已经叙述了。因为凑不出粮饷而无疾而终。
接着就是朝廷各位大臣们的相互扯皮，还有京城抵制捐输、组织逃亡等乱相了。可是这般议来议去，却议而不决，却白白浪费了勇将周遇吉，以及他所率领的数千将士。
周遇吉，辽东锦州卫人，善骑射，少入伍，是凭借累累战功从士卒一步步升迁为统领三千人马的京营游击的。当时京营将领很多都是靠走门路、拉关系取得职位的官宦子弟，有的甚至连马都不会骑，更别说带兵打仗了。可是他们却还看不大起来自基层行伍、性格又忠厚耿直的周遇吉。
而周遇吉就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