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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想来，自打日军发起鄂西攻势以来，深知自己已是退无可退的最高当局，表面上虽然是一副信心百倍的样子，可却其内心却无一时一刻，不是在心怀忐忑、焦灼万分中度过的。可现在好了，不仅原本压在西陵峡一线的日军已纷纷退往宜昌，就连首义名城武昌（若不是日方紧急从下江调来的大批炮艇封锁长江江面，日军连三镇的江北部分都保不住。）被四十八集团军收复。这就意味着，不但重庆之危已解，日本人还在战略上彻底陷入了被动。
突如其大的巨大胜利，使得最高当局深深的沉浸在欣喜若狂中，且久久不能自拔。而这种极度的兴奋又促使他进入了一种幻觉状态，在朦胧之中，他似乎先是被成千上万的民众夹道欢迎着进了入了南京，然后又昂首挺胸的站在国父陵寝前，向四万万国人昭示自己的赫赫功业。
“先生。白主任到了。”那位与程家骥曾有过一面之缘的严组长的通报声，打断了最高当局的自我陶醉。
“噢！快请！”猛然回过神来的最高当局意外的噢了一声后，才想起是正是自己把对方从桂林给急召来的。
两位大人物相互寒喧了几句后，最高当局就迫不及待的把话题导入了正题：“健生，你说说这会战的下一步棋，怎么走，对我方最有利啊！”尽管，早在北伐时就曾有过亲密合作这两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不和睦的时候居多，可是对于行营主任地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最高当局还是相当信服地。
“那我就试着预测一下。”从行营主任看似谦逊的言语中。所透出的却一股强大地自信。话音方落；他就走到墙边对着挂墙上的大幅军事地图指点评说起来。
“已退至宜昌的日军虽兵锋已挫，然仍有十万之众，其战力不容小觑。以我的估计这股日军接下来肯定是要分兵回救鄂中的，至于其留守宜昌兵力应不少于一个师团。而我军时下能用于攻坚宜昌的部队至多只有七个军。面对城高壕深的坚城可凭地两三万日军，我军将又有一场地苦战。胜负也不论，旷日持久却是在所难免。”行营主任的第一句话就给最高当局浇了一杯冷水。可是，最高当局又不得承认行营主任地分析有道理。虽说。参加这次鄂西会战地中国军队地总共有十二个军。可早在会战初期。所处位置前出的七十九军就被日军予以了歼灭性打击，在守宜昌、宜都时。又有一个军伤了无气。且还有两个军被程家骥拉到了鄂中。这样加加减减下来。再除去长阳、思施等要地所必须地防守部队，七个军的确是中方是能投入攻击宜昌的作战中的兵力极限！更不用说。这七个军里还有不少师、团，在经过长期作战后，已是伤痕累累了。
“而鄂西日军的主力一旦回师，就将与蒲圻的六十八师团、江北的横山勇本部对武昌形成三路夹击之势，只凭第四十八集团军自身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才听到这里，最高当局已然坐不住了：“健生，难道我们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单从军事上说，将孤悬于武昌的程家骥所部撤到沔阳、潜江、监利之间的三角地区是最妥当。”行营主任不愧是位优秀的军事家，真要按他所说的那样做了，第四十八集团军既脱离的险境，又可向北胁武汉，向西屏障、策应宜昌的战事，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但悲哀的是，军事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服从于政治的，
“不行！不行！你想过没有，把刚刚收复的武昌，拱手还给日本人。国际上会怎么看我们？美国人会怎么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又怎么看我们？所以，放弃武昌，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最高当局的极力反对，等于宣判了行营主任才提出的这个方案的死刑。
好在，深知最高当局的思维套路的行营主任还准备了备用方案：“要是坚持不从鄂中撤军。那就只能暂时放弃攻打宜昌，以不少于六个军的兵力从鄂西向东挺进与四十八集团军内外夹攻，争取击败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另外还需命令第九战区派出三至四个军沿粤汉铁路北上，在击败之前已屡遭打击的日军六十八师团后，进兵武昌。”行营主任看了看满面喜色的最高当局接着道：“只要到时不出大的砒属，我方的胜算当在七成以上。不过……。”
“健生，你有话尽可以讲嘛！”被好卖关子的行营主任那个不过噎得好不难过的最高当局急切的催促道。
“最让我担心的地方，不在鄂中？”行营主任用着重的语气强调道：“而是在豫中！”
“一战区哪里很平静啊？”最高当局不解的反问道。
“若是我军在江汉平原与日军摆开决战的架势，北方的日军势必会南下策应，那样一来，我军驻豫中的部队，就会首当其冲，万一他们垮了下来，那就会战的前景，就不堪设想了。”对于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的某人的才德品行，行营主任是一贯看不顺眼的，甚至还当着最高当局的面说过此人连当个师长都不称职，更不用说做为执掌一方的重镇了。
“克俭那里，我亲自督促。他这个人是有不少毛病，可还是能打仗的！这个，在徐州会战时，他就打得不错嘛。”最高当局口中的克俭，正是昔日台儿庄大战时那位汤军团长。
最高当局笑容可掬的对行营主任拜托道：“辞修的体质本来就弱，这两个月没日没夜的操劳下来，胃病又犯了。所以，我想请你代理一下第六战区。”见行营主任要想推脱，最高当局又加了一句“就算是帮我一个忙好了！”最高当局说陈部长有病，只是个托词，说到底这样关系甚大，且战场分为几处的进攻性战役，交给做事虽勤恳踏实，在政治上也才华卓越，可真要指挥起千军万马来，却总是胜少败多的陈上将，他还真有些放心不下。
“言重了，职遵命就是。”最高当局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哪还由得行营主任说个不字！再说，这几年两广地区一直没有什么大仗可打，早就把他憋坏了。
稍后，武昌城内。因那场及时雨，才能保存下来原日军第十一军军部。
从进了武昌之后，程家骥就很忙。在日本人所纵的那一场大火中产生的几万无家可归的难民要安置、救济；武昌的城内这战场、火场上遗留的无数具尸体，要马上处理掉，要知道现下可是春天，武昌又比邻大江，这时疫是说来就来的，程家骥可不想自己的名字与一场化江汉平原为鬼域的大疫联系在一起；武昌周边地区不少不愿在生活在沦陷区的百姓士绅，已经在嚷着要随军南归了，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大半都是老弱妇孺，不想法子编排停当了，根本就上不了路；日军屯集在武昌及其周边地区的未及带走的一仓库、一仓库的各类物资，要清点明白，以便于打包带走；被俘的几千伪军要……。总之，他都快忙疯了。
可军委会一封内容加急电报，却把程家骥先前的种种布置却全打乱了。
对于自己被任命为集团军代总司令，程家骥无所谓得很，反正第四十八集团军横直都是他当家，代总司令还是副总司令，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真正让程家骥头痛欲裂、大惊失色的，还是在电报中的那句死守武昌，等待后援
“不是早说好了，攻击武昌只是牵制性军事行动嘛！怎么又变成死守待援呢！军之生死，国之存亡，是可以这样随便的嘛！早知道，还不如不把武昌打下来了！”愤怒归愤怒，可程家骥心里明镜似的，那个在很大程度上把持着国之存亡的人，的确有修改一下作战计划的权力。
可程家骥更知道，以中国军队时下的水平，只要不犯低级错误，打防御型会战是足够了。偶尔出动一、两个军的精锐部队打打的局部反击，也有几分胜算。可一下子就上来十几个军，打这种战略性的大反击，那不是小儿跑步，跌到的多嘛！
更何况，战端一开，四十八集团军铁定就会几面受敌，陷入重围，生死存亡全操于外围友军手中，而抗日以来，中国军队之间拼死相救的战例又有几桩呢？凶多吉少啊！
曾经有一度，程家骥都已在认真的考虑，自己是不是该自把自为，就按原计划撤出武昌了事。
可最高当局对全世界所发表的中国决心要誓死保卫武昌、全力收复武汉的广播宣言一出，程家骥的这个念头就被打消一半。他倒不是怕因抗命而掉了脑袋，用一个人头胪，去换全集团军将士的转危为安，这点担当，好歹也在战场上几生几死过的程家骥还是有的！可他怕自己这一不战而逃，会把因重庆的高调宣传和武昌光复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