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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顾同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将为他说话的胥鼎责骂了一番。
顾同含怒斥退胥鼎，然后出列面向朝中文武，沉声说道：“不错，陈大人这道奏折，确实是我让他写的，‘新政’之中的绝大多数主意，也是我顾某人出的，今天借着陈大人的嘴，将这道奏折读出来，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了，现在谁还有异议，均可以提出来，但是顾某也把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就事论事，要是有人想借此兴风气浪，在朝中相互攻击的话，那么顾某人不介意当一回恶人！”
顾同将头一拧，又狠狠地看了一眼龙椅之上的赵扩，要不是赵扩的话，那么今天觉多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反对声和意外。
赵扩有些心虚的低下了脑袋，不敢去看顾同的目光，可是他却将目光看向了陆从权以及真德秀，一如陆从权、李洪壮之言，对于顾同提出的这个‘新政’，他是一点儿也不想让他施行。
陆从权知道顾同刚才将话已经言明了，那就是你可以反对‘新政’，但是必须拿出具体的反对理由来，不能接着反对‘新政’进而发起攻讦，扰乱朝堂。
陆从权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可是他也知道，自己要是不说些什么的话，从怕日后这朝堂之上，他就越加会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陛下，丞相，诸位臣工，方才李大人的话可能说的有些冲了，可是有一点，臣却是十分认同，那就是这祖宗基业不可废，这祖宗之法不可变。先不说其他，这行省、统一赋税、兴建五都、大修驰道、取时务科，如此种种，丞相真的有把握样样成功？你可知道，一旦改革失败，后果是什么吗？”
陆从权极为巧妙的避过和顾同之间的争斗，只将话题引到改革成败之上，想要借此让顾同知难而退。
陆从权言毕，真德秀也站了出来，向顾同建议道：“丞相，兹事体大，是不是可以慢慢商议，毕竟，毕竟你这个‘新政’的内容，实在是牵扯的太广了，况且天下初定，又大兴土木的话，只怕民力也难以支持啊！”
出乎陆从权等人意料的是，真德秀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新政’这件事情，或许可以徐徐图之。
纵然顾同还没有说什么，可是所有人都听出来了，这个时候即使最大的反对派陆从权和真德秀两个人，也都在顾同的震慑面前，变得不敢直言反对了。
第473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
（一）行省制度的性质和使命。
行省的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元行省的性质与使命，需要从行省的设置、演化过程谈起。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蒙古国时期，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断事官及归降的金朝官吏、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行省。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行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其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就是说，这一阶段的行省已显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现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质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随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作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中书省宰执“系衔”；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行“絜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的体制。这三项举措大体奠定了行省作为地方常设机构的规模和权力框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省演化为固定的地方官府，是指其主要性质而言。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许有壬云：“都省握天下之十省分天下之治”。虞集说：“国家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元史？百官志七》也说：“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以上三处明言行省“分天下之治”，“掌国庶务”，且与朝廷都省互为“表里”，密切相连。另，终元一代，行省官一直属于“内任”官。元未柳贯、孙作、虞集称行省为“外廷”、“政府”和“外宰相”。这些都显示：世祖、成宗朝以后行省仍具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机构的两重性质，其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依然如故。与世祖前期行省的两重性质不同的是，其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已占主导，朝廷派出机构的旧有性质则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学指南？府号》说：“分镇方面，故为行省。”《元史》《明宗纪》和《达识帖睦迩传》也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此“分镇方面”和“方面之权”，对理解行省的两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很有帮助。“分镇方面”、“方面之权”和“方面之寄”，显然不是一般地方官府在某地域范围内“画地统民”，而蕴含着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统辖“方面”的意思。另外，从灭南宋之后湖广、江西、江淮、陕西数省的辖区均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接壤，其治所均在与京师最近的水陆交通线上，也不难窥见行省代中央“分镇方面”之职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我们还需要正视和承认世祖朝以后行省性质的主要方面演化为常设地方最高官府的事实。元行省的这一半性质，也可在元人笔下窥其端倪：如大德五年（1301年）成书的徐元瑞《吏学指南》称行省为“分镇方面”；但时至元末，柳贯则云“行省得画地统民”，与柳贯同仕于顺帝朝的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也自称：“吾受天子命为藩大臣”。既然元后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画地统民”和“藩大臣”等说，元世祖朝以后行省新增的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也就十分清楚了。
总之，具有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还需要注意，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齿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天下十六七”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交通要冲，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指挥。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边檄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的岭北行省及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作为主要使命。从以上设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作为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抑或作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节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厚。
另外，朝廷为部分行省提供经费，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质。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元廷“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给河南行中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綵五万匹”。
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赛典赤？赡思丁赴任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干两、钞五百锭，也属于云南行省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也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门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侧重和半数左右行省经费由中央提供，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
（二）行省制度的权力和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