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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崔相东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有个老人跑不动，他就扶架着老人，落在后面。赤卫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了，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击中腹部，车贞淑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后来人们找到他们时，车贞淑还有口气，两个耳朵被割掉了。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10月4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朝鲜（族）人家都要做“打糕”。这是朝鲜（族）人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糯米蒸至八分熟后捣烂，黏黏糊糊地摊平了，上面撒上芝麻、豆面，再蒸一下，切成块状就成了，味道好极了。
李在德的母亲这天起得很早，还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忙活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李在德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天黑前收拾停当了，她还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沾湿了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校屯。共约300多青壮年男女，都被带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关在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谁也不给敌人指认共产党员，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开头表现挺积极，还入了团，却总让人觉得虚头巴脑的。李在德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李元珍家是富农，“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触犯地主富农利益，一家人搬去鹤立镇，没想到竟投靠了日本人。这小子毕竟是个团员，对党团情况多少知道些，或是有所耳闻。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李在德的母亲），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十指连心哪。昏过去，醒过来，一天死活几次。叛徒没出面指认前，都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现在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那天帮李在德家做打糕的两个同学石光信和孙明玉也被捕了，还有几个团员，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宪兵鬼子把他们单独关押，搬来一台留声机，放些哼哼呀呀的情呀爱呀的歌曲，企图软化他们。任是留声机怎么唱，没人为之所动。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被自己人杀死是个什么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之后，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延吉，受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又到敦化、额穆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打成“民生团”杀害。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过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群众和义勇军官兵喊叫起来，说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要闹事的样子。不得已，肃反委员会答应释放金日焕，却又秘密地将他处死了。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长后，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造4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像个什么样子？
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壮的抓心抓肝的呼喊吗？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烂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